“曹太傅，国朝科试，四书主程朱章句，可并非凡事皆要唯程朱之念是从的意思。先前科试，考生讲论经术，多有兼采国朝松崖、东原诸前辈之意者，也往往可以得到取录。我初迎乡试，座师文正公便以慎修先生《乡党图考》为本，凡‘过位’之语能得慎修先生之意者，悉予取录，为何曹太傅主持会试，竟要对程朱之意如此苛刻呢？”阮元自然不会认同曹振镛唯主程朱的观点，便即以自己实际遭遇为例，向曹振镛反驳道。
“阮中堂，要不咱们再看这一句吧。”曹振镛却也没有直接与阮元辩驳，而是打开了第二场的一张试卷，向阮元问道：“你且看这一句‘满盛不仕，故非谓管仲之器小’，此人之言，与《论语》之意大有不合，《论语》言及：管仲之器小哉，此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说管仲并非器小之人。举子应考，《四书》自当倒背如流，可他偏偏在这定论之上胡言乱语，这不是荒诞，又是什么呢？”
“曹太傅，若是只看《论语》之人，自然可以说管仲器小乃是至论。可如今博学之人，天下间并不少，读书人也应该知道，管仲自己便即留下一部着作，即是《管子》啊？”阮元对于这个问题自然也不陌生，便即引经据典，向曹振镛驳道：“读书人往往认为，管仲骄奢，是以器小。却鲜有人知，骄矜自满，本就是管仲生前之大忌！《管子.枢言》有云：‘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重令》云：‘地大国富，人众兵强，然而与危亡为邻矣。’《白心》云：‘满盛之国，不可以仕任’，《枢言》又云：‘人之失也，以其所长’，此数语俱可言明，骄矜自满之害，管仲实非不知，可管仲犹有奢侈之举，这便是为了让外人清楚，齐国尚有不足之处。若是管仲严守操行，其人完美无瑕，那外人言及管仲，言及齐国，就只会留下盛赞之语，却无忧虑之念。若是管仲和齐国，都再无一人言及其弊病，那其人其国，才是衰亡无日！管仲骄奢，正是为了让世人有所进取，后人不读《管子》，故而误解了管仲，可如今国朝经学昌明，难道我们还要囿守旧论，苛求管仲不成？”
“阮中堂，您果然是博学之人啊，老夫方才就想着，此人言及管仲并非器小，定有其用意，如今听中堂之言，才清楚此人有何依据啊。”不想阮元所言，竟皆在曹振镛意料之中，而曹振镛听着阮元之言，也继续向他问道：“可是阮中堂，您觉得这公平吗？《管子》也好，戴震也罢，还有中堂最开始说的《文献通考》和《二十四史》，能读这些书，那确是学识渊博之人，可如今天下各省，文教高下全然不同，这个中堂在云南做官，应该清楚啊？我看这卷子位置，也知道多半是江南考生，江南有的是藏书人家，可陕甘呢？云贵呢？这些省份哪有那么多藏书，读书人又有什么条件，能把这些书都通读一遍呢？若是按中堂所言，真的让此人中式，此人于同侪之间，必然盛气凌人，卖弄学问，而究其根本，不过是此人生在锦绣繁华之地罢了，那其他同科进士，却要作何感想？不说别的，这《论语》之言，对于天下大半学子而言都是万世不易之至论，其他人因为奉行圣人之言，方才取了进士，此人言语看似有理有据，却全然否定了《论语》之言，若是这件事被其他考生知道了，他们会怎么想？凭什么这样一个立论与他们截然相反之人，一样可以取进士，和他们一起做官啊？中堂取录此人，难道是为了告诉世人，苦读《论语》，终究无用吗？”
“那曹太傅就不怕，你将此人黜落，竟而失了一个人才吗？”阮元也当即反问道。
“人才？阮中堂所言，竟是什么样的人才啊？”曹振镛又打开了那人第三场的试卷，指着其中一处应答文句向阮元问道：“阮中堂再看这一句，我记得这一句问的乃是《左传》是否为左丘明所撰，你看是也不是？”
“不错，但此人之言我方才看过，依他所言，左丘明确是撰写《左传》之人，有何不妥啊？”阮元也反问曹振镛道。
“自然没什么不妥。”曹振镛也向阮元道：“可此人仅仅这一个条目，前后所答，竟有四行之多！按一般的策论应答之法，一个问题只需回答一两句，最多一行，已经多有冗余，此人一个问题就回答了四行，这不是繁琐又是什么？他应试言语便如此繁琐，日后为官，自不免迟延拖沓，朝廷取录这样的人做进士，又有何益呢？”
“曹太傅，您评价‘冗余’和‘繁琐’的标准，就是文字多寡吗？”阮元自然不会认同曹振镛之念，也当即驳斥道：“当今读书人有所立论，讲究的乃是言必有据，依据越多，其言语也自然愈加可靠，依据不足，又何以证明其言为真呢？比如刑案，证据从来是越多越好，只有充足的证据，才能让官员断案之时准确地定罪量刑！此人言语虽多，但论据充足，自《史记》、《汉书》而至《太平御览》所载桓谭《新论》，一一毕见。这不是更容易证明，左丘明就是撰写《左传》之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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