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这一年的开始，还没有人可以意识到，嘉庆二十三年，将会成为一个别离之年。
嘉庆二十三年二月之初，正是春意盎然，草长莺飞之际，嘉庆的御案之上，却忽然多了一份请求致仕的奏疏。太保、大学士董诰，这一年已经七十有九，再无力应对朝廷政事，便即向嘉庆上表，请求辞官归田。嘉庆这一日也特意召见了董诰，最后一次和这位辅佐了他整整二十年的老臣独对详谈。
“董诰啊，这些年朕强留你做这个军机大臣，也是辛苦你了。”回想董诰二十年勤勉任事，嘉庆自然也对董诰有些不舍，对他安慰道：“其实朕几年前也想着，若是军机处之中，尚有决事稳妥不逊于你之人，朕就准你致仕，可这些年下来，朕在京官之内，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参决要事之才能够和你相比的人啊，这一转眼，你也已经老成这样了，是朕惭愧啊。”
“皇上切莫如此自责，老臣看来，托中堂、卢宫保之才决不在老臣之下，老臣致仕以后，还请皇上重用他二人。”董诰也对嘉庆答道。
“董诰，你与托津、卢荫溥二人共事也有六七年了，他二人什么情况，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嘉庆回想朝臣之状，却也叹道：“他二人办事之能有余，决事之周详，便有不足，总是不如你明白。但董诰啊，朕也知道你平日言事之风，你凡有建言，一概不留奏稿，只在朕面前独对，所以朕知道你敢于进言，能够参决要事，外人，尤其是那些新任言官御史，可大多都不清楚啊。朕也不瞒你，就朕这里，都收到过好几次御史上疏，说你年迈无能，要求朕提前令你致仕，你这样一生谨慎，倒是朕对不住你了。”
“皇上，臣一门两世深受皇恩，自当竭力相报，是以凡有要事，皇上咨询于臣，臣不敢有半分隐瞒。但臣之言语，是为了江山社稷安定，并非为了在群臣之间引以自炫。外人是否了解臣这些上言，便也不重要了。”董诰依然诚恳地向嘉庆回答道。
“无妨，煌煌国史，自有记录，后世史册，会给你公允之见的。”嘉庆也向董诰勉励道，只是说起用人之事，嘉庆却犹有疑虑，不觉向董诰问道：“但这决事之人，就算朕一时寻不得，总也要有一两个可用之人啊，朕清楚，天下重臣你最为清楚，不如……你再为朕推荐一些可堪宰辅之人，如何？”
“皇上，其实臣也清楚，皇上最重直省之任，凡京中要员有实干之才者，皇上往往以督抚之任予以拔擢。所以臣想着，若是督抚之中有才堪治事者，皇上自可召其归京，他们精通庶务，就算入主军机处，也自然可以事半功倍。”董诰听着嘉庆之言，却也隐隐有了另一个念头，毕竟到了这一年，嘉庆也已经五十九岁，言语之间，早年的疾言厉色也已经逐渐消散，或许嘉庆询问于己，也是在为下一代辅弼之臣做打算。
“你所言确也有道理啊，但这军机处……也罢，毕竟朝廷大事，也不一定非要经过军机处嘛。”嘉庆却也想到，军机处毕竟是掌管机要之地，需要精于部务，能够保守机密之人坐镇，但即便如此，如果给地方督抚加大学士衔，令其归京进入内阁，同样可以在内阁以备顾问，先前他便已加了云贵总督伯麟协办大学士，以后如法炮制去，却也不难。又向董诰问道：“还有，京中新晋言官御史之中，依你之见，可有得堪大用之人？”
“回皇上，如今御史之中，臣之意有二人可用，御史卓秉恬，御史陶澍，此二人上言最勤，而且每有议论，均言之有物，皇上可以对他二人继续拔擢，卓秉恬可参预部务，陶澍此人……臣看过他奏疏，知道他对民生实务，最为关切，皇上可以先以府道之任委之于他，若他果能任事，再继续提拔不迟。”董诰回答道。
“卓秉恬和陶澍……朕知道了。”嘉庆也对董诰答道。
“还有一事，臣之意，愿皇上三思。”不想董诰又补充道：“近年来，多有言官御史言辞激切，颇预旗务，依皇上之意，御史不晓旗务，便不当妄言。臣想着皇上之意本来不错，但这些御史，臣却以为本为议论朝政，以匡时弊，却并无其他心思，给事中鲍桂星、御史罗家彦，皆以言及旗务而被皇上贬谪，但他二人本是赤诚之辈，皇上是可以重新启用的，更何况，鲍桂星上言旗民之用，皇上本来……本来也是那样做得啊？”
原来董诰所言鲍桂星、罗家彦二人，都是这几年里被嘉庆贬谪的言官，鲍桂星上疏以为嘉庆应该重用汉官，罗家彦则上言请求八旗多加从事纺织之业，借以纾缓旗人困乏之状。嘉庆以为二人之言动摇国本，一度将二人贬官，但事实上，这时地方督抚，总督已是旗民各半，十五巡抚也有十二人出于民籍，旗人督抚反而逐渐成了少数，是以董诰才借实情为名，请嘉庆宽免二人之过。
“董诰……你所言也有道理。不如这样，明年，朕也会赦免一批罪臣，到时候，朕就让他们回来吧。只是……”嘉庆想着到了下一年，便是自己六十大寿，届时赦免罪行不重的犯事官员，亦或重新拔擢一批贬谪之人，也都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想起六十大寿，嘉庆自也颇觉感怀，不禁又对董诰叹道：“不想朕亲政至今，也已经二十年了，这一晃你快八十了，朕也六十了，朕也是……也是真的舍不得你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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