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费淳也补充道：“这漕务更革，最大的难处尚不在于兴利除弊，漕运旧制，大多已经施行数十上百年之久，这清赍银之制，我看也行了百年了，乃是祖制。也正因为它是祖制，我听闻朝廷之中，便有许多大臣不愿去改这祖宗之法。但这漕务之事，若是处处奉祖宗之法为圭臬，不顾沿漕百年来新见的弊端，却又如何能办？若是这一改制，能使漕务上这些百年不易的旧法有所更革，或许日后再查办起来，就要容易多了。”听到这里，阮元也渐渐清楚，正是因为漕运上的这些具体制度大多都是长年祖制，只靠一两个地方大员上言，只怕收效甚微，但如果江浙四名督抚一起上疏要求改制，或许朝廷眼看支持改制的一方人多势众，就不会再囿于旧制。想要改变制度，先要改变人心，所以江苏三名督抚才会联名请自己北上苏州。
“可是……”然而阮元想着岳起的话语，却隐隐感到了一丝不对劲之处，表面上看，这样的折粮之法减少了许多漕粮入官，既然如此，旗丁水手却要如何接济。想到这里，阮元也开始思索起来，喃喃道：“按市价，一石米少说要有二两银子，就算一石都以二两清赍银为计，二斗六升米的话……直价五钱二分！即便以六折论，也有三钱！岳中丞，若以此计算，那交粮的百姓，实际要交的清赍银，是原本的两倍以上！岳中丞，这样即便旗丁水手收入得以充实，难道百姓不会承担更多的漕赋吗？这样的办法，朝廷怎么可能同意呢？”
这句话一问出来，三名督抚都不禁沉默了片刻。
过了良久，铁保念着阮元毕竟是自己弟子，说起话比较方便，便对阮元劝道：“伯元，你若是知晓漕务之制，当知这清赍银是圣祖朝所定，彼时在籍人口不过数千万，圣祖爷又有宽仁爱民之心，终其一朝，劝奖耕垦，故而当时米价并不算高。可这百年以来，国朝人口增长了五六倍，若是还要依靠圣祖爷时候的定制来征收漕赋，那自然是入不敷出啊？所以眼下对旧有之制稍加修改，也是迫不得已之事啊？”
“老师，您说起圣祖朝事，可学生也清楚，圣祖朝定下了‘永不加赋’的定制，地丁田赋不得增收，漕赋与田赋本就出于同源，自然也是不可加赋之列。且不论学生想法如何，学生在京城做户部侍郎时，就曾有蒋兆奎大人提议添加漕粮，可很快蒋大人的提议，就被定作加赋之策，被皇上否决了。我等今日若是这般上疏朝廷，那不是等于把蒋大人犯过的错误，又犯了一遍吗？”铁保的理由并不能说服阮元。
“阮中丞，若是但凡改制，便要视为加赋，那世宗皇帝又如何去行那‘耗羡归公’之制呢？”费淳道：“其实加赋与否，并不仅在于表面数字，旗丁水手平日就多有滥行征收漕米之事，朝廷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想管，可每次念及他们本身所得微薄，若是严行约束，只怕旗丁水手衣食无着，竟而生变，也只能置之不理了。可若是他们漕运所得，足以养家糊口呢？到时候大半旗丁，便不必滥征加耗，即便还有贪得无厌之辈，朝廷想要严办他们，却也有了理由，百姓也可少受滥征加耗之苦。这一加一减之间，或许百姓的负担，反而没有先前那么重了呢？世宗皇帝改耗羡为养廉，表面上多了火耗之赋，实际上却除了滥征火耗之弊，就是这个道理啊？”
说到雍正的养廉银之制，阮元自也不好反驳，毕竟若是没有每年一万两的养廉银，自己助海防、救溺女、兴诂经精舍之事，只怕都无力操办。可想着朝廷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阮元依然不能放心，又道：“费总制所言，其实也有道理。可眼下漕务之弊，并非仅在旗丁水手滥征加耗。旗丁水手每年入不敷出，其原因在哪里？这沿漕上下，多有官吏滥行陋规之事，正是这重重陋规，让漕帮不得不把大笔开支花在衣食之外。若是能将陋规裁去，不是更容易获得治本之效吗？”
听了阮元之言，费淳倒是并未动怒，只是长叹了一声，对阮元摇头道：“阮中丞，你真的以为陋规之事，是我们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不想改的吗？可眼下这沿漕情境，陋规之事，不是我们不想改，是根本不能改啊？”
见阮元略有不解，铁保也跟着解释道：“伯元，其实官吏滥收陋规之事，老师也有耳闻，而且老师也知道，就在去年，岳中丞曾把整治漕务之事，重点放在了陋规上，将数十名兼理漕运的佐杂书吏，都以滥收陋规之名加以黜退，可后来呢？新来的一帮书佐吏员，所行之事，与之前之人毫无二致！甚至有些吏员因办事生疏，还出了新的亏空。你说眼看这些事，岳中丞还能有什么办法，总不能把这一批吏员再行黜退吧？这整治陋规之事，老师也想着，不是不能办，而是办起来太难了。相较之下，若是只把清赍银的制度改了，就能暂缓旗丁水手之困，那从易到难的更革漕务，不是更方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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