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已是嘉庆六年正月，阮元的浙江巡抚之任，开始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虽然之前一年，阮元在浙江已经多有建树，可抚院日常事务繁多，阮元又多留意于刑狱、军务、文教之事，是以每日依然要处理大量公务，却也不得几日安歇。
这日阮元又约了孙星衍，一同前往西湖中的白公祠，与他一并商讨疑难刑案，阮元与白居易同日出生，白居易又有主政杭州，西湖筑堤之功，是以阮元对他格外敬重，平日决案多在白公祠之处，以求白居易在天之灵监督自己，使刑案无枉滥之虞。这时虽是正月，但西湖之畔，已渐有回暖之意，柳树上渐吐新芽，湖水也最是清澈，二人一边看着西湖风景，一边审阅案牍，倒是也颇为惬意。
“渊如兄，上个月的这些案子，我已经反复斟酌多日，若是你这边也没有异议，我便要上报刑部了。还有，这几件是今年刚上报抚院的案子，渊如兄可觉得其中尚有疏漏之处？”阮元指着身边两个箱子里的数十本案卷，向孙星衍问道。
“上个月这些，我也已经看过了，定罪、量刑，都没什么问题，伯元只管上报就是。”孙星衍一边翻着一份最新的卷宗，一边向阮元答道：“不过，你这份新案子倒是稀奇，其中好些关键之处，我看记录都不清楚，这是你昨日收到的案子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阮元看着那份案卷，道：“渊如兄说这件案子吗？这是昨日钱塘县衙门上报的新案子，说是三日之前发生的，因嫌犯涉嫌故杀，而且拒不认罪，是以钱塘县不敢擅决，上报到了我这里。其中案情，大抵如此。”一边看着文卷，一边说道：“死者叫郭马儿，和这被发现的嫌犯高英是姻亲，案发那日，天还有些冷，故而高英请了郭马儿到家中饮酒。也就是当天夜里，有周围邻居听闻高英大声呼喝，似乎对郭马儿有些过激言语。次日，因邻居前往告知巡街衙役，衙役到了高英家中，发现高英宿醉未醒，而郭马儿却倒在地上，经衙役查看，郭马儿一半的身体，都被身边火炉烧伤，已经无力施救。因邻居之言，又因郭马儿额头上有一酒壶砸伤之迹，钱塘县认定高英或是在饮酒之后与郭马儿产生争执，竟而将郭马儿殴死，但高英醒来，却无论如何不承认自己有行凶之事。钱塘县眼看事关高英性命，又兼嫌犯不承认罪行，便将他送到了我抚院这里。若是高英酒后杀人是实，那也只得以故杀定罪于高英了。”
“伯元，依我看来，此案果然蹊跷。”孙星衍道：“听你这样一说，我便有两个不解之处，其一，明明是高英请郭马儿前来饮酒，却不知为何，高英竟要怒斥于郭马儿，若是二人原本不和，那高英又何必主动宴请对方？其二，郭马儿一半的身子都被烧伤，那他死因竟是烧死，还是被酒壶砸死？若是被酒壶砸死，这高英与郭马儿有多少仇怨，竟要将他置于火中，被烧成那个样子？而且一般人家饮酒，也不会生那么大的火啊？难道……伯元，钱塘县有没有认真检查过现场，那生火之处，可有烈酒？”
“这……据钱塘县来报，高英与郭马儿饮酒时，所备酒品甚多，其中一壶，正是烧酒。渊如兄之意是……”阮元也思索道。
“不错，依我之意，这郭马儿只怕多半是自己烧死，与高英却无关联。”孙星衍道：“首先，若是二人饮酒时有一壶烧酒，那郭马儿一时不慎，便会将烧酒洒落到火堆之中，又因大醉，落入火中而不觉，也是有可能的。其次，那邻居所言高英对郭马儿大声呼斥之语，会不会只是高英在劝酒呢？这高英自不是个谨慎之人，可身为主人，劝酒时有些失礼，在寻常百姓中，也是难免的啊？”
“渊如兄所言，确实也有道理啊。”阮元一边点头，一边似乎还有些不解之处，又问孙星衍道：“可是此案还有一个疑点，若是呼斥之言不足为据，那郭马儿的伤又如何解释？若是高英真的在言语上和郭马儿有些争执，一时酒醉打昏了郭马儿，又将他打在火堆旁，正好烧酒漏了出来，引起火焰，高英却自不觉察，这样高英一样是故杀之情啊？”
“伯元，这检验伤口，素有‘洗检’一法，你可知晓？”孙星衍问道。
见阮元一时不解，孙星衍不禁笑道：“伯元啊，你来这浙江做巡抚，之前便应该想到查案之时，只怕在所难免啊？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先去寻一册《洗冤集录》前来，先学一学验尸之法呢？死者身上之伤，生前与死后截然不同，若是生前受伤，伤口周围必有血荫，即便用水清洗，亦不会有所变化。但若是死后受伤，这血荫只薄薄一层，浮于伤口之侧，若以水洗，则血荫立时清除，再加以挤捺，若肉内无清血出，则非生前被刃。怎么样？你可愿意依我之法一试啊？”
“渊如兄这洗检之法，是从何而来啊？”阮元笑道：“在京之时，我受任巡抚，特意想着或有刑狱之事，还曾将翰林所藏《洗冤集录》抄了一份回来呢。渊如兄这段话，却不知是哪一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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