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不解道：“辛楣先生，其实太上皇禅位之时，皇上便曾有留我入京之意，如今皇上垂青于我，我自当感激。可是和珅又是何等缘故？我与他虽有师生之谊，可除了他四十大寿那一次，就再无交流，他却为何要重用于我呢？”
“只因和珅同党，大多皆是乌合之众。” 这一次却是谢启昆出言相答，道：“我在外为官，也有许多年了，何人依附和珅，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大多都是些贪婪狠戾、为虎作伥，却又不堪大用之人，在上，便是排斥异己，暗中交结，在下，便是一边贪贿成性，一边真的有了作乱之人，便立刻无所适从，甚至杀良冒功。他们人数不少，可京城之内，毕竟还是尽忠于皇上的人更多，是以一旦皇上下了决心要清除和珅一党，他们没有可用之人，即便和珅再怎么奸恶，没有得力羽翼相助，又有多大作为？但你不同，你曾与我说过，你虽是因江氏之故，终究给和珅送过一回礼，而且你在外任，也并无半句对和珅不敬之语，你这些作为，足以让和珅有心用你了。而且我想若是和珅前来问你，他能许诺你的官爵名禄，定是要高于皇上的。”谢启昆不知阮元在山东时，曾对武亿立志之事，故而认为阮元在外督学，并未明言反对和珅。
阮元也随即拜过谢启昆，道：“多谢谢大人指教之恩。”
“可是皇上毕竟在位三年，也并未亲政啊，到时候会有多少人信服皇上，却也难说。”谢启昆想到这易代之事，还是有些忧心，看着身后焕然一新的苏公祠，却也不是滋味，又道：“伯元，是老夫无能，这一生虽说史书看了不少，可说起日后之事，却也不敢说必然会怎样，你到了京城，凡事可要三思而后行啊。你说，咱们这般崇敬东坡先生，其一是因他诗文双绝，其二或许便是因他不得志了，自古文人，得以在朝堂之上一尝所愿者，又有几人？反倒是不得志的，自古传诵得多些，可那又怎是先贤们真心所愿呢？东坡先生少年之时，仁宗皇帝便以宰相之才视之，可后来他身陷党争，竟是半生都不得志，最后仅得身返中原。伯元，你也是一般的才学俱佳，甚至你眼下官职，已在同年东坡先生之上，日后也自当做个治国平天下的能臣，才不枉了太上皇那一番知遇之恩。可眼下……伯元，你毕竟还年轻，若是有犹豫不决之事，就……能实心办事就好，你还年轻呢，日后有的是更好的机会。”其实谢启昆心中，又何尝不愿阮元能够匡扶正道，铲除和珅，成嘉庆中兴之业？只是想着阮元数年以来，辛勤为官，与自己也相谈甚欢，堪称忘年之交，终也不愿空言大义，最终反而毁了阮元前程。
阮元也再次向谢启昆和钱大昕拜过，道：“二位先生之言，我已经记下了，此去京城，在下办事必当谨慎，当然，也不会忘了二位先生教诲，终是要无愧于心才是。”谢钱二人听了他这句话，也知道阮元志向所在，而且也清楚，嘉庆与和珅的生死相搏，应当是嘉庆赢面大些，未来虽有风险，可也不该逃避。又劝慰了阮元几句之后，便一同回了杭州城中。
钱大昕在杭州小住数日，便即回了嘉定休养。而阮元的浙江督学之路，也终于画上了句号。离任之前，阮元也将三年之内在浙江所见优等试卷编辑为一书，名为《浙士解经录》，用以留存浙江文人名篇，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浙江之旅。
这日西湖之畔，诸生毕集，陈文述、许宗彦、钱林、端木国瑚、周治平等人一一到场，协同阮元编纂《经籍籑诂》的名士，也大多相聚一堂，为阮元、焦循举行送别之礼。阮元看着席间学生文人，想着自己可以于取材之际，不拘一格，可之后督学之人却未必有此气魄，此番群贤毕至之景，也不知何日才能重现了，心中自也不觉伤感。
这日阮元右手边坐的儒生，名叫臧庸，平日精研经术，也是本地先儒卢文弨的入室弟子，卢文弨平生精研经学，又多好藏书，一直为江南学子景仰，是以阮元修书之时，也特意寻了臧庸共事。这时看阮元略有不乐，臧庸也自告奋勇道：“老师无需烦恼，这《经籍籑诂》卷帙虽多，刊刻却也不难，学生知道两广之地刊印价廉，若老师信得过学生，这部书便交由学生带了去，两年之内，学生定将刻本送到老师手上。”
“如此最好，镛堂，你随我编修此书，两年来夜以继日，最是辛苦，我却也没什么可回报的，才是过意不去。若是这书真的得以刊刻，你学行事迹，我在京城也必定竭力表彰，总要使你学行流传青史才是。”阮元也对臧庸鼓励道。看着身边的许宗彦，想着他已是举人，或许也会入京考取进士，便也对他说道：“积卿，你也和镛堂一般，随我修这《经籍籑诂》有一年了，我知你实不甘只做个举人，也不想一心经营你那许记，你经术已渐纯熟，时政论议亦有可观之处，若是想入京应会试，只管找我。在京城里我比你熟，这些年多受你许记照顾，我也定当还报才是。”积卿是许宗彦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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