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微微点头，却不变声色，道：“其实报恩与否，我从不在意的。可若是我今日之言，你能听了，日后记下，在老夫看来，你便是报恩了。只不过报的不是老夫之恩，而是天下人供你读书为官之恩，你可清楚？”
阮元一愣，已知钱大昕之意，道：“学生清楚，学生衣食，皆是天下人耕织所得，学生自当勤勉为官，护天下人太平。”
钱大昕道：“不错，你能有这番思索，足见你善心未泯。只是这天下……唉，已经不是老夫年轻时那个天下了。老夫之言，或许你会觉得，是悖逆之言。可老夫心中，也总有些事不吐不快。伯元，你涉世未深，有些事，也是你应该知道的。接下来老夫所言，或许已涉大逆，你可还愿意一听？若不愿意，老夫立刻就走，绝不打扰你分毫。”
阮元道：“先生这是哪里话？先生身在书史，心忧万民，学生向来敬佩，断不致因先生之语，而称先生悖逆的。”
钱大昕道：“既然如此，这一番话就与你说了罢。伯元，你可知十六年前，我因何不再入仕，只是闲居家中，十年不再踏足京城？”
阮元自然称不知。钱大昕叹道：“其实这番缘故，我早该告知你了。那是乾隆四十年时，我因丁忧之故，去职归家，这原本是天经地义之事。眼看家居数年，即将服除，我原也想着守制终了，便回归京城。可也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二云的来信，二云在五代史事上有些难于抉择之处，前来请教于我，可他来信除了请教，却又提及了另一件事。”
“当时皇上在修《四库全书》，开馆纳士，依二云的学问，自当名列其中。二云精于史部，不仅将乾隆四年殿刻的《二十三史》一一精校，列于乙部，更从《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中遍搜北宋薛居正遗文，最后竟将那早已失传百年的《旧五代史》恢复了十之七八。老夫看了，自然为他欣喜。薛史早佚，便老夫之前，也未见得全本。二云修列旧史，成今日《二十四史》之名，实在是有再造之功。”阮元也知道邵晋涵这些故事，点了点头。
“可二云来信，却不只是为了求教，信的最后，提到这样一件事：皇上对这《旧五代史》辑录，一直颇为上心，故而二云早早手录一遍，献与了皇上。可没想过得几日，皇上诏二云前去，竟问起二云，为何金章宗之时，竟削去此书之位，仅列欧阳文忠公新史一书？二云一时不明其意，归家后细细看了，方知皇上意思。”
“那《旧五代史》修于北宋之初，彼时宋人自以上国，视四裔为夷狄，故而行文之中，多有贬斥之语，言及契丹，多言‘戎’、‘虏’、‘犯’、‘盗’之字句。二云想起皇上之言，才知道这些字句，是入不得四库的。其实欧史亦有此等字句，金人废薛史，也未必是因戎虏之言。但彼时修《四库》，有些着作，即便入选，皇上也一再下令，有违碍之语，当即改去。更何况有些国朝鼎定之时的文人集子，只因其中偶有冒犯国朝，即被查禁了……二云也清楚，若是这些字句如数列入四库，只怕自己必遭惩处不说，就连这好不容易辑出的《旧五代史》，将来只怕也保不住了。”
“所以，二云踌躇再三，只好弃车保帅。他和我说，他之后不久，便将初次辑出文稿毁去，重新辑录了一份，这次便只好对薛史旧文，多有改易了，譬如原文只有戎字，若指的是契丹，便直书契丹。就连‘犯’、‘寇’诸字，也只得改为‘入’、‘据’……二云也告知于我，他所为此事，实在是无奈之举，眼下考据大兴，古本优于今本之理，二云又如何不知？可为了《旧五代史》能留于后世，他不得不如此了……他说，这书已经失传了一次，他不想因为个别字句的违碍，让这书再失传第二次……”（按：《旧五代史》辑录之初，于邵晋涵抄本中即有改动，武英殿本更多。但改字的问题，已于民国之时，由学者陈垣加以修正。目前常见的《旧五代史》版本，已不存在这个问题。）
阮元在京城多年，自然也知道乾隆因为忌讳，在修订《四库全书》之时，对违碍词句，往往有所改动（按：现代古籍整理出版，以古本为据，已是通识，只有全无古本可据，才会以《四库全书》本为据，故而现今流行的古籍版本，除非仅有《四库》孤本，已不存在《四库》改字的问题。）。故而也十分同情邵晋涵，问道：“那……难道先生便是因为此事，不愿再回京城了么？”
钱大昕道：“当日之事，也不只如此。其实不瞒你说，我仕官之事，之前是与你讲过的，那还是乾隆十六年，那个时候，皇上正当盛年，意气风发，凡所决策，无不圣明。老夫那时候，也是真心把皇上当做神明一般。可二十年过来，皇上年纪大了，疑忌之心，也与日俱增，民间生员，多有因诗句中偶有一二违碍之处，便被检举出来，定了大逆的。甚至有些诗句，看来并无不通，却也有人穿凿附会，说是悖逆之言……皇上他清楚，老夫绝无犯上之心，故而老夫写那《廿二史考异》，皇上从未过问。可这般寻章摘句，老夫……老夫也实在是心寒。想想二云勤于四库，本是为了存遗文于后世，不使先人之言湮没无闻，可现实却是……老夫想到这里，归京之心也就淡了，之后守制期满，也只闲居家中，在江南各个书院讲学为乐，京城却是不愿再来的了。后来因为遇见你和渊如，觉得你们或许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才与你们北上，想着再指点你们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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