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吉听着阮元说话，语气已经渐渐坚定起来，想来阮元对于未来的道路，已经有了自己的决心，而且，那是一种无比坚定的决心。
但他仍有疑虑，道：“伯元，你今日有这志向，也没什么。我听那旗人说，和珅开始做官那几年，也是个勤勉能干的好官。可他现在呢？堕落成这个样子。伯元，即便你今日有了志向，日后也还会变的啊？”
“五十年前，祖父把他的性命，交给了你父亲，是也不是？”杨吉也没想到，阮元居然又重复了一遍这件事。但想来确是如此，也点了点头。
“那五十年后，阮家的孙子，也一样可以把自己的性命，交在杨家的儿子手里。”阮元笑道，同时也握住了杨吉的手。
“杨吉，我知道，你虽然读书不多，但你有一颗赤子之心。你分得清是非，担得起正义。所以我即便对我自己不放心，我也对你放心。若是有朝一日，我真的做了伤天害理之事，就请你替天行道，取了我性命，为天下除一大害。如何？”
杨吉听阮元这般诚心相待，自然心中也十分激动，同样，他也握住了阮元的手。只是言辞之上，仍要争个高下，不愿落后。
“那你可记住了，有朝一日，我若真要取你性命，你不许反悔。”
“这个自然。”阮元笑道。
即便日后，阮元回忆起乾隆五十三年，他也从未因为第一次会试落榜而感到遗憾。因为这一年，他收获的，比进士的功名，重要得多。
那是一种，让他永不堕落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阮元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时候，阮承信也正在江府，与江春商议阮元会试之事。阮元走后，阮承信在扬州并无要事，便一边闲居，一边有了精神，就到江府与江春畅谈。这时他已是举人之父，江府便再没有人敢小瞧他。
只是这一日，江春却患了病，无力起身，只好卧在床上。阮承信和江昉坐在他身边，也不敢多说话，怕让江春累着。
只是江春对江家、对阮家，却是各种放心不下。先是说起两淮盐务，接着又和江昉讨论湖广的人手，最后又说到江镇鸿。阮承信觉得江春这样，病情只会越来越重，也安慰道：“舅父，您身子都这样了，外面的事，我和橙里舅父应对就好，不必如此操心的。”
“湘圃啊，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我今年六十八了，若是还不知自己命数，那才是白活了一场啊。”江春笑道。可阮承信听来，却已经听出了一丝哀伤，若不是江春自知大限将至，恐怕也不会这样说话。
“可是舅父，您这样事事都要思虑一番，这不是、不是更容易……”
“湘圃，这些事我需要想着，也怪我之前糊涂，有的事没安排好，有的事，我也没告诉你们真相。还有件事，湘圃，我一直没问，需要你把前因后果告诉我才是。对当今天子，我知道你心中有不满之情，我也理解。可我想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就好，你怎么说，舅父都不怪你。”江春知道，阮承信可能想到他和乾隆有交情，就不会说实话，故而多费了些口舌。
“我还能有什么想法，皇恩浩荡，便是家中受些委屈，也只能认下不是？舅父这样问，又能改变什么啊？爹爹当年的事，总是过去了，改变不了了。”
“可眼下，是伯元要做官啊。湘圃，你有心结，我知道。可若是你的心结打不开，只怕你和伯元，日后都会受到束缚。只有你们的心结打开了，以后你们，才能走你们想走的那条路。”
没想阮承信却说道：“舅父放心，当年的事，我和伯元，已经说过了。”
这样一说，江春也有些疑惑，笑道：“湘圃啊，当年你有什么事，我却是不知啊？我也不妨与你说了，乾隆十六年，皇上南巡的时候，我知道琢庵的事，我清楚他是被冤枉的，所以接见皇上之时，我把事情来龙去脉，说给皇上听了。最后，皇上也召见了琢庵，给了他四品都司之职。”阮玉堂号琢庵，江春以号称之。
“其实当日，父亲突然受召，我也一直不解，不知父亲只是三品参将，皇上却如何识得父亲？可当日康山酒会，我见着舅父与皇上乃是故交，也就明白了。但舅父或许不知，皇上复了父亲官职，重任父亲去做都司，又升到游击，我是一直感激皇上的。”
“但我知道，你心中总有些不快。”江春虽然言语已渐无力，但想着上一辈的心结，总是要解开，故而依然想让阮承信把其中内情说出来。
“也不算什么不快，只是当日看着，有些不舒服罢了。说到底，还是父亲为国为民之心，过于强烈了。”阮承信见江春神色憔悴，知道若不和江春说明这些，只怕江春要抱憾终生，故而这时，也不愿再隐瞒往事。
“父亲当日罢官归家，我也瞧得清楚。父亲平日，诗酒自娱，看着是若无其事，可一日深夜，我却听到父亲哭泣之声。那时我才知晓，父亲一直认为，做官无论文武，总是上报皇恩，下安黎庶之事。自己是武官，也可以保境安民，是以虽然天下太平，他却勤于军务，虽然卫辉营几十年没有战事，他却不愿任由绿营堕落。可结果呢？他想报效朝廷，朝廷却辜负了他，他想守护百姓平安，百姓却不领情，以为他是个虐待兵士的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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