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扈从
《论语·八佾》有云：“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许多人都以为，天子曹叡不责司马懿战败与不问罪王凌妄行，乃是基于这种心理，但事实上却是他的权术使然。
他是想借此机会，让这些在外督掌兵权、控制边郡之人出声支持士家改革。
源于魏国乃是兴起于中原腹心的干系，大河以北诸如幽并以及冀州等地是没有士家的，且淮南、荆襄与雍凉三大战区乃如今魏国战事集中地，故而在推动士家的变革中，三大战区的都督是否声援与切实推行变得尤为关键。
其中，荆襄战线不必说。
新到任的夏侯儒性情早就变得谨小慎微，出于天子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的状态，毋庸考虑他的意见。
雍凉源于地理与羌胡部落杂居的使然，外有蜀时常入寇，内有羌胡部落叛乱或者豪右恣睢，故而驻军是最多的，意见也是最关键的。
天子曹叡不责司马懿的战败，一来是为了维护司马懿的权威，让他在推行士家变革的时候阻力小一些，另一则是让雍凉各部的骄兵悍将莫要再多事——真正要问罪起来，那些以辱骂、鼓噪士卒鄙夷等手段逼迫司马懿出战的将主，也逃不过被罪责。
一场问罪来下，人心惶惶、暗流涌动，自然也就不是能推行士家变革的时机了。
至于淮南~
那便是满宠被召回京都洛阳计议的主要缘由。
自石亭之战后，淮南战区每每爆发战事，都必然要依赖兖豫二州的士家支援；危急之际则是由洛阳中军驰援。
且在洛阳中军轻装驰援之际，亦免不了征发这两个州的士家转运粮秣辎重等。
可以说，若是淮南战区对士家变革阳奉阴违，将会导致这项变革沦为一纸空谈。
不过，还好。
作为酷吏出身的满宠，门第并不高，且出仕以来不治产业、不与高门媾和，并非是苟利其身之人。
亦是在曹真亡故之后，魏国重臣之中天子曹叡胆敢透露心迹之人。
在归洛阳之际，除却正常的聚公卿计议之外，天子曹叡还以私宴的方式召了他数次单独坐谈，先行将有意推动士家变革之事告知了，然后问他的见解。
满宠以为可行。
但得先有两个前提基础。
一是天子曹叡在此些年内当须轻徭役以积攒国力，让士家看到魏国有对外征伐之力、也就是让士家能有个看得见等得到的盼头。
另一则是先取信。
犹如商鞅变法的“立木为信”。
变革的诏令朝廷随时可以颁布，但要想形成朝野共识，就要用切实的例子来证明。
这其中不仅是先让一些士家通过战功赎身获田亩作为例子，更要让底层的将率感受到，士家变革会他们带来升迁的机会。
说白了，就是以利驱之。
军中低级将率多粗鄙、士家几无受学者，莫要给他们说什么裨益社稷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语，直接让他们看到好处就行。
这两点做不到，所谓的变革就是空谈。
对此，天子曹叡深以为然。
故而也免了对王凌的问罪——
系出高门的他在治理州郡这方面颇有官声，在地方上颇受世家豪右推崇，有他出声附和士家变革，居朝的公卿百官也会以此觉得士家变革不会导致地方世家豪右受损，进而不会竭力发对。
可以说，天子曹叡这是玩了个以外掣内的权术。
让在外掌兵事的都督声援，进而让居庙堂之高的公卿没有反驳的理由。
毕竟，士家乃是兵事，他们这些在庙堂之人，总不可能比直接督领兵将的都督更清楚其中利弊吧。
事实上也是如此。
当夏侯惠的上疏至洛阳后，庙堂诸公的反应不一。
哪怕有被天子私下授意的侍中刘晔、护军将军蒋济出声盛赞，都无改群臣众口不一，短时间内无法形成达成共识以推行。而待到满宠、司马懿与夏侯儒三位都督皆上表言可后，朝堂上原先持有反对意见的公卿便静寂了。
他们没办法再反驳了。
唯有以“国策当徐徐图之，不可急切而引发社稷动荡”的理由拖延着。
因为夏侯惠的上疏中，并没有完全尊照天子曹叡的指使，还节外生枝的添增了从民屯募兵的举措......
这个节外生枝，让天子颇为被动。
他先前整顿屯田积弊的举措已然和公卿百官刚上了，如今夏侯惠复提及民屯也触及了群臣的敏感心理：这该不会是天子为了强化君权的另一个手段吧.....
一旦涉及到君权与臣权的对抗，臣子们都会戮力一心的，自然也不是天子能轻易一言可决的。
对此，曹叡有些忿怒，有些无奈。
他是真没想到夏侯惠在这个节骨眼上捣乱啊！
明明他一切都调度得当了，竟因此竖子的节外生枝而横增阻力！
就算从民屯募兵之谏言颇有可取之处、乃对国裨益之举，但为什么要擅做主张附在上疏里了呢，不应该是先私下与他通个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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