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阶段好理解，说白了就是以物易物。
第二个阶段也好理解，纸币也好，贵金属也好，作为货币本身，都存在一个“使用价值逐渐趋近于无”的过程，由实物货币变信用货币。
至于第三个阶段，其实一直到宏观经济学建立之前，发明了纸钞的人类，都普遍认为钱是没啥用的。换言之，大家都认同“货币面纱”理论，也就是货币对经济没啥实际用，货币就是一层实物上的面纱。
而后面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就是货币对实体经济有用论。
换言之，哪怕是虚拟货币也好，债券也罢，只要能够顺利流通，那么它对于实体经济都是有利的！
唐代虽然以绢帛为流通主体，但实际上，绢帛也是具有广泛使用价值的，本质上跟“以物易物”没有多少区别。这样的钱币，流通效率非常低。
还处于“钱只是财富”这个阶段。
如果能以某种“票据”，在小范围内代替绢帛流通，那么本质上就“解放”了一批处于流通状态的绢帛，使得社会上可以使用的物品变得更多了。
社会整体可以用来交易的货币变多了，流通顺畅了，那生活水平自然就上来了。
方重勇觉得，这便是河西解套的钥匙所在。
而要“发行”这样的票据，就必须囤积数量惊人的绢帛在府库里，可以随时用来“兑换”。类似金本位，只不过用的是丝绸。或者是西域过来的奢侈品。或者是二者的混合。
它就在那里，可以随取随用，但平常人们又不会取不会用，这便是方重勇希望见到的理想状态。
说白了，这些物品只是用来作为“抵押物”，发行债券用的。方重勇的本意，并不鼓励这一类物品以货币的形式在河西市面上流通。
那么，所需数量庞大的绢帛从哪里来呢？
要知道，来往于西域和沙州之间的商队，随行几千头骆驼都是常有的事，运输货物的数量极大。哪怕基哥拼命往河西运输绢帛，也不见得可以满足需求。
所以必须要有对应的配套政策，这一套才能玩得转。
想到这里，方重勇又在纸上写道：“丝绸出口配给制，进出口等额制，质押金制度。”
不同的西域商队，根据“贡献度”的不同，每年配给的丝绸进口额也不同。“贡献度”怎么来，河西节度府这边说了算，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标准。
反正到时候河西节度府规定：为了防止西域商人在大唐境内为非作歹，所以胡商们在携带西域货物入境的时候，还必须根据所携带货物的价值，向河西府衙缴纳一部分“质押金”。
换句话说，胡商空着手来没事，但要是带货的话，就必须缴纳质押金。并且这个质押金只收货不收贵金属。等胡商返回西域的时候，这笔钱再还给他们。
这些“质押金”本来就是要用来卖的货，肯定不会原封不动带回去，所以这其实是变相逼迫胡商们在河西本地采购及售卖货物，拉动地方经济。
而所谓的进出口等额，就是胡商带多少货入关，就可以带等价格的丝绸茶叶等大唐特产出关。
胡商要是空着手来，就只能在大唐境内消费，一片叶子也带不走。什么东西算是商品，这个需要“报关”，只有报关了，有了“出口配额”，胡商才能把商品带出河西走廊。
当然了，肯定有“小机灵鬼”携带大量西域货物，最后却不报关，也不走河西返回西域了！
这一点方重勇觉得无所谓，他只当那些人为大唐建设添砖加瓦了。事实上也不可能有那么傻的西域商人。
现在河西的情况，就是取消了关税商税，而官方的走私渠道又被破坏殆尽，处于群魔乱舞的时代。原来约定的规矩，已经没人遵守了，大家都希望河西节度使出来主持大局，恢复以前的“光荣岁月”！
成为“自由港”的河西，因为贸易混乱无法为官府提供足够的财源，也引起了官府和边军大佬里面很多人的不满。所以河西节度使出面牵头，拨乱反正，就必须矫枉过正。
现在收紧贸易政策，给河西的胡商们立规矩，正当其时。而方重勇所设想的这些政策，里面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他想怎么玩都可以。
这些花里胡哨的政策，并不是他心血来潮拍脑门想到的，而是在河西本地长期实践得到了经验，只是从前来不及去实施罢了。
方重勇想起了当年在沙州刚刚当“甩手刺史”的时候，敦煌本地府衙其实就在实行“以绢换粮”的常平仓之策。官府将输送到沙州的绢帛统一使用，将府库内的绢帛换沙州百姓手中的粮秣。
而将多余的绢帛，作为贷款，借贷给胡商，盘活本地商业，还账的时候，胡商必须以粮食还贷。
此举可以有效控制本地粮价，防止胡商囤积居奇。
一开始，这种政策也显得稀松平常，但慢慢的，情况就开始变得画风歪斜起来。
后来方重勇在沙州通过长期观察经济流通后才发现，沙州府衙签订的贷款票据，在当地已经无形中成为了某种大宗交易“货币”，持有官府借贷契约的胡商，在私下交易的时候，另立契约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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