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大的讲座，安排在第二天上午。
有了前面两天在社科院和燕大的铺垫，加上报纸上讲哈贝马斯来华讲座称为“继1919年罗素、1920年杜威之后，时隔八十年之后，又一世界级的思想界巨匠的访问”的推波助澜，原本定下的那座的礼堂，从七点刚过便开始填人，待到八点，不仅座无虚席，连过道、窗台、后排的空地，都密密匝匝站满了人。
工作人员在门口拦了几回，拦不住，涌来的人潮反倒把门框挤得吱呀作响。
有学生从侧窗翻了进去，有教师亮出工作证，说是来“观摩学习”的，其实就是想挤个站脚的地方。
负责安保的额上冒汗，电话打了几个，最后请示了上头，临时换到了旁边一座能容纳近两千人的大讲堂。
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没挤进去。
讲座开始后，门口仍聚着一群不肯散去的人。他们隔着厚重的木门，听着里头传出的、经过扩音器过滤后有些失真的声音听讲。
与昨日燕大的“公共领域”不同，在清大讲座的主题，更侧重于“现代性”与“理性化”的辩证关系。这是哈贝马斯半个多世纪思考的又一核心脉络。
李乐没有获得“单拎出来”讲十五分钟的机会，他就踏踏实实地站在老爷子侧后方，做他的翻译。
而清大这边，理工科是底子，哲学与社会学虽也有根基，却不像燕大那般枝繁叶茂。今次的听众提问环节，问题也更“实”，少有那种旁逸斜出的理论思辨，更多是直接的、甚至有些“较真”的诘问。
关于“理性化”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适用边界，关于“现代性”是否只是西方特殊经验的普世化包装等等。
全程李乐如同一个精密运转的传声筒，精准、清晰、克制，将哈贝马斯关于“宗教与国家”、“后民族格局”的论述，转化为逻辑严密的中文学术语言。
没有火花四溅，却在沉潜的交流中，显出另一种思想的深度。
演讲结束，依旧是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之后李乐又跟着老爷子在甲所蹭了一顿清大的中午饭，味道....和勺园那边，一个半斤一个八两。
下午又是和清大的校领导座谈，等到活动结束，已是下午四点多。回到燕京饭店，瞧见歌德学院的刘秘书已领着三人在等候。
见到哈贝马斯和李乐，三人中，一位面容和善、体态微胖的中年男子迎上前，笑问道，“博士，在清大的讲座可还顺利？”
“很好。”老爷子言简意赅。
“那就好。”
“宋主任好。”李乐上前，冲男人问好。
被唤作宋主任的这位，冲李乐点点头，笑道，“倒是辛苦你了。”
“这有什么，应该的。”李乐回道。
宋主任点点头，手指一指旁白两人，“这位是央校哲学部的孔源主任，这位是马院的王晓欧研究员。”
孔源四十出头的，清瘦，面容严肃，嘴唇紧抿，看人的目光带着一种审视。
王晓欧稍年轻些，三十五六的模样，穿着熨帖的浅蓝色衬衫，头发梳得整齐，笑容温和，透着职业知识分子的干练。
李乐与哈贝马斯同几人一一握手落座。
宋主任开门见山，“博士，咱们抓紧时间，对后天央校讲座的内容再过一遍？”
这说的央校的讲座，源于前天那场高规格的会见。
那位大长老亲自邀请，希望哈贝马斯能在央校做一场面向最近正在进行的高杆培训班的讲座。
老爷子欣然应允，说“乐意至极”。于是，行程里便多了这一项。
随之而来的便是极其审慎的筹备。宋主任亲自出面，名义上是“商讨”，实则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李乐心里明镜似的，哈贝马斯这种级别的思想家，兼具“学术权威”与“公共发言人”的双重身份，在央校这种地方讲课，每一句话都可能被放在放大镜下解读。
组织方的谨慎，既是对客人的尊重，更是对“外事讲纪律”的恪守。正如宋主任私下对李乐交底时所言，“学术无禁忌，但外事讲纪律。尤其是央校的讲堂，分寸感就是生命线。”
寒暄几句，各自坐下。
宋主任侧身，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薄薄的文件，双手递给哈贝马斯。老爷子接过，李乐凑过去瞥了一眼。
封面印着标题，《全球压力下的民族国家》。
这是老爷子拟定的、在央校讲座的主题，在之前的讲义里重新整理了之后，被宋主任带走，说是内部讨论，这次又带着修改意见拿了回来。
“教授，您上次发来的讲稿大纲，我们认真学习了。”宋主任措辞谨慎，“您的见解非常深刻，对我们启发很大。这次请您来，一是当面表达感谢，二是，有几个小的地方，想跟您再请教一下，确保讲座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请讲。”哈贝马斯放下文件，身体微微前倾，做出认真倾听的姿态。
宋主任斟酌着词句，缓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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