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庆抽出来的那张纸，最上面一行是用铅笔写的，字迹端正，略带锋芒，标题是，“城市低学历、低技能青年群体的社会空间与生存状况研究”。
他看了两秒，抬起头，迎上惠庆的目光，没急着回答。
惠庆也没催他，老花镜拿在手里，用拇指慢慢摩挲着镜腿。
“比其他的，有点儿。”李乐说。
惠庆看着他，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把那几张被筛选剩下的纸拨到一边，把李乐选定的那张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中间。
“说说，”他问。
李乐沉默了几秒。
窗外风大了，梧桐树叶子哗啦啦地响，有一片枯黄的叶子从枝头脱落，打着旋儿飘过窗前。
“前几天，我去韩二哥那儿吃烤翅。”李乐把那天晚上的事，那场架，那些老炮，那群少年，那个啤酒妹，还有啤酒妹说的话、她父亲拍桌子的声响......拣要紧的，用平淡的、不加修饰的语言说了一遍。
“那个姑娘，还有那帮小子，还有189那种职高里成千上万跟他们差不多的人……城市里出生的，户籍就在这儿，可他们和这座城市所谓的主流之间，好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
“他们有饭吃，有地方住，甚至能吃饱穿暖，手里还有点闲钱买烟买酒上网吧。可他们飘着。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也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融入所谓的城市主流.......”
“学校把他们当包袱甩出去，社会对他们的想象也往往刻板得很，添加了贬义的标签，但真正的他们，是什么样的？”
“他们和城市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嵌入？他们的认同，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空间、什么样的社会网络之上？他们有没有可能向上流动？或者在怎样的条件下，会固化、甚至向下滑落？我觉得，这些问题，涉及到城市的基础......”
“后来我又去了趟图书馆。”李乐停了停，像是在整理思绪。
“我以前做蚁族的田野的时候，关注的是大学毕业生。他们是高学历、低资本，在这个城市里挣扎求生。这个群体，至少还顶着大学生的光环，哪怕这光环现在有些黯淡了。”
“他们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期望与现实、教育投资与回报之间的落差，是知识改变命运叙事在特定时期的梗阻。”
“社会关注他们，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原本被寄予了上升的期待，他们的下落或滞留，构成了对主流成功学话语的一种冲击或修正。”
“而我现在想的这个群体，是低学历、低技能，甚至没有学历。他们是蚁族之外另一个庞大的、却被研究视野忽略的群落。社会能见度也更弱。他们的故事，似乎更少被讲述，或者被讲述时，更容易被简化。”
“可城市里，像他们这样的人，数量可能更庞大，因为他就是我们的身边人。”
“他们同样深度参与了城市化进程，构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基础，尤其是低端服务业、制造业的底色。他们的生存策略、社会网络、身份认同，他们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实际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基础性的议题。””
惠庆静静地听着，手里那副老花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放下了，搭在桌面上，镜片映着窗外的天光，亮亮的两团。
“你刚才用了个词，底色。”他慢慢说道，“为什么这么讲？”
李乐想了想，“从宏观数据上看，农民工也好，城市低学历青年也好，他们是现今国内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基础组成部分。”
“但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社会身份是相对清晰的，他们有家乡，有土地，有回去的退路和想象。而城市低学历青年，他们的退路是什么？他们能退到哪儿去？”
他说着，微微皱起眉头，像在梳理一团打结的线。
“前些日子，我在景东的仓库见过一个人，他在技校读的是物流管理，毕业两年，换过四份工作，干过销售，干过库管，在小公司跑过业务，还做过地推。他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们这些人啊，就是城市里的草。看着绿了一片，其实是散的，一茬一茬的，割了又长，长了又割。没人关心草是怎么想的。’”
“我当时听了，觉得这话挺悲观的。可后来想想，草也是有生命力的。关键是，什么样的土壤，能长出什么样的草；什么样的气候，能让这片草地绿得更久，而不是一茬一茬地枯黄、死掉、再重来。”
李乐说完了。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挂钟的钟摆还在“滴答滴答”地响，像一粒粒沙漏进时间的沙漏里。
惠庆看着李乐，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难以名状的东西。
然后说道，“从蚁族到更广义的城市低学历、低技能青年，这个延伸是有价值的。你意识到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与关联，这很好。”
“前者是期望受挫，后者可能更接近机会排斥或结构性边缘化。研究后者，确实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层与个体命运。但数据不一定好拿，田野也不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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