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院里只有风吹过松针的沙沙声，远处隐约传来李笙的嬉笑声，隔着一重重庭院，显得飘渺而不真实。
“你猜的？”良久，李建熙问。
李乐放下手，“这是我们专业的基本功，就是观察一个群体的行为模式，总结出规律。几十年下来，早就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剧本。每一次危机，都是在不同背景下重复相似的戏码。我只是把剧本念出来了而已。”
“所以你现在是在批判我？”他问，声音里听不出喜怒。
“我在分析。”李乐纠正，“职业病，看什么都想解构。再说，批判您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只是觉得有意思，您部署的那些对策，恰恰证明了这套系统的荒诞性。”
“哦？”
“您看，面对调查，您的第一反应不是我有没有违法，而是怎么应对。就像战场上，敌人攻过来了，你不是考虑自己有没有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而是立刻调兵遣将、构筑防线。因为在您的认知里，或者，在群体的认知里，这不是法律问题，不是是非问题，而是力量博弈问题。”
“这一套操作，几十年了，本质上有区别吗？没有。都是同一套权力游戏的变种。”
“区别在于，”李建熙说道，“那时候是有人拿枪指着头。现在，至少表面上，我们是在法律框架内行事。”
“法律框架？”李乐笑出声来，那笑声在寂静的庭院里淡淡的飘着，却有些刺耳，“您真信这个？您不会不知道，在这个半岛的一半土地上，真正的框架是什么？这套框架本身，就是草台班子最大的补丁之一。”
“你觉得这套剧本还管用吗？”
“管用，但也快不管用了。”李乐说，“草台班子的戏，之所以能唱几十年，是因为观众虽然看腻了，但没得选。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岳父大人，时代变了.....”
“你是说.....”
“代表了一种趋势，台下观众对旧戏码的厌倦达到了临界点。而原来那个剧本还没有更新。”
听到这儿，李建熙的脸色沉了沉。
“观众认知的转变，才是最危险的。”
“所以你的结论是，最终会妥协。”
“大概率会。但妥协的形式很重要。”李乐说道，“三种可能。一，李鹤洙副会长顶罪，判个两三年，缓刑执行。您和大舅哥专务接受巨额罚款，但免于刑责。这是最佳结局。”
“二，李鹤洙会长会进去，您本人被起诉，但判得很轻，比如一年半载，缓刑。同时您宣布退休，交给大舅哥接班。这是次优选项。”
“三，最坏的情况，您和大舅哥都被判实刑。但即便如此，也会很快被特赦。就像鸿运带的郑孟宪，判三年，关了一年就特赦出狱。为什么？因为彼此需要，这是一种病态的共生关系，谁也离不开谁。”
李乐笑了笑，“因为他自己也陷在同一个系统里。他需要投资来拉动经济，需要媒体来把控舆论，需要资金来维系权力。”
“他是在走钢丝，一边要表演打土豪分田地给民众看，一边又要和土豪们勾肩搭背维持统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调查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检方看似气势汹汹，实际上处处留有余地。”
“他们在等我出价。”李建熙淡淡道。
“对。这不是调查，是谈判。检方手里的牌是起诉您，让您身败名裂。您手里的牌是三松的经济影响力，是几十万员工的饭碗，是百分之二十的出口。这是一场赌博，赌的是谁先眨眼。”
李乐手一摊，“而您的应对，在告诉对方：要动我可以，但请准备好承受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经济动荡，可能是股市暴跌，可能是国际信用评级下调，甚至可能是被拉下台。所以最终会妥协。”
“草台班子虽然破，但搭了这么多年，梁柱都锈在一起了，真要拆，得连房子一起塌。谁都不敢，最多就是敲敲打打，换几块木板，重新刷层漆，然后告诉观众，看，我们修好了。”
“但被敲打的那块木板，会很疼。”李建熙说。
“疼，但不会死。”
这话说得直白，甚至有些残忍。
李建熙的手抓在膝盖上，用着力。
“所以你的结论是，”他缓缓说，“这个系统烂透了，但我们都得继续在里头演戏。因为拆了戏台，所有人都没饭吃。”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李乐苦笑，“这个系统之所以能维持，不仅仅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的维护，更是因为大多数人的默许，甚至是共谋。”
“共谋？”
“对。”李乐点头。
李建熙笑了，只不过笑声干涩，“你倒是很懂这套。”
“不懂，我是胡扯八道。”
“那能不能给个建议？”
“抓住情与理的平衡。”
“什么意思？”
“情是人情，是面子，是家族纽带。理是法律，是规则，是现代化，就这么点儿地方，在这两者之间撕扯了半个世纪，到现在也没扯清楚。所以每次出事，都是在情有可原和法理难容之间找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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