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玖六年，南高丽经济风雨飘摇。大企业接连倒闭，银行收紧信贷。在这种环境下，只有最信任的人，才愿意向一家负债累累的乐园公司注资。”李建熙的声音平静得像在叙述别人的故事，“我的子女认购那些债券，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什么继承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相信父亲的公司不会倒。这是一种家族责任，不是商业算计。”
曹玄成迅速记录下这段话，然后说，“这个解释虽然可以使用。但检方会反驳：如果真是家族责任，为什么认购价格远低于市场价？这不就是变相赠与吗？”
“所以我们需要第二个解释。”李建熙伸出手指，“低价是对风险的补偿。如果艾宝乐园真的倒闭了，这些债券将一文不值。我的子女承担了全部风险，所以理应获得更高的潜在回报，这就是可转换债券的设计逻辑。”
李鹤洙若有所思：“也就是说，把赠与重新定义为风险投资？”
“可以这么说，”李建熙的目光扫过三人，“法律上，赠与和风险投资的界限在哪里？”
“在于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只要我们能让那些狼犬们相信，那时候的李建熙是真的担心艾宝乐园会倒闭，真的需要家族资金来救命，那么低价发行就不是为了继承，而是为了生存。”
曹玄成深吸一口气，“这需要大量的辅助证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内部报告、甚至会长您个人的日记或备忘录……”
“制造出来。”李建熙平静地说，“玖六年的文件，现在补做，只要做得够真，谁能证明是假的？当时参与会议的人，该退休的退休，该出国的出国。仁勇，去，找到他们，让他们想一想当时的危机感。”
“必要的话，可以有一些记忆偏差，毕竟，人老了，记错一些细节很正常。”
李仁勇轻声提醒，“会长，伪造证据如果被发现……”
李建熙瞥了李仁勇一眼，“错，不是伪造，是重新整理。”
“当时，确实有危机，艾宝乐园确实负债累累，我确实担心过公司倒闭。这些全都是事实。我们只是把当时零散的担忧，整理成系统的文件。这不算伪造，这叫真实的历史重建。”
“是，我明白了。”
书房里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
片刻后，曹玄成放下笔，揉了揉眉间，作为律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计划的危险性，也比任何人都清楚它的必要性。
“即使我们能在事实层面构建防御，”他说，“程序上，检方还有太多武器。搜查令、传唤令、冻结令……一旦他们决定动手，我们很难完全阻止。”
李建熙问，“法律上，我们有多少时间？”
“从检方申请搜查令到实际执行，通常需要一个月。如果地方法院认为理由充分，可以缩短到半个月走完程序，”曹玄成回答，“传唤令的话，更快，通常二十四小时内就能签发。”
“那就拖。你去想，”李建熙说，“有哪些合法手段，能拖慢他们的每一步。”
曹玄成琢磨琢磨，列举道，
“质疑管辖权。艾宝乐园的总部在龙山区，债券发行签约地在钟路区，认购人住所分布在江南区和城北区。我们可以主张汉城地检没有管辖权，要求将案件移交给其他地检。光是这个管辖权异议，就能拖上两周。”
“申请证据排除。检方获取的许多文件，可能涉及律师与客户之间的保密特权。我们可以主张这些文件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这又需要举行听证会，至少一周。”
“还有，对检方的每一个调查行为提出行政复议。搜查范围过宽？申请限制。讯问时间过长？提出抗议。每次复议都需要法院裁决，而法院通常不会太快做出决定。”
李鹤洙皱眉，“但这些都只是拖延战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拖延本身就是一种解决。”曹玄成说，“时间对检方不利。每个检察官都有办案期限，每个案件都有舆论关注周期。拖得越久，检方承受的压力越大，来自上司的，来自媒体的，来自上层面的。拖到一定程度，他们可能就愿意妥协了。”
“嗯，”李仁勇说道，“而且拖延期间，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游说，影响舆论，甚至……让一些关键证人消失。”
“消失要谨慎。”李建熙警告，“玖七年那件事的教训还不够吗？”
李仁勇知道李建熙指的是三松秘密资金案中，一名关键财务人员在调查期间“意外”坠楼身亡的事件。虽然最终被认定为自杀，但舆论的质疑从未停止。
“我的意思是，”李仁勇忙解释，“让证人出国疗养，或者突发重病需要长期住院。只要在调查期间无法接受讯问就行。”
曹玄成点头，“会长，这样更安全。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证人因健康原因无法到庭，讯问必须延期。而健康原因的认定，只需要一家医院出具的证明。”
“哪家医院？”李建熙问。
“三松汉城医院。”李鹤洙说，“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诊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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