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这种群情焦灼的氛围，持续了足足大半个月，终于雍州刺史府才透露出口风，确定了大将军宴请时流乡贤的日期。
于是一时间，郡县郊野气氛又高涨起来，凡是稍存心意者，俱都奔走打探该要如何加入其中，得到直面大将军的机会。
雍州刺史府与京兆郡府关于这件事也进行了多番讨论，该要如何挑选与会人员，他们所考虑的不独独只是这一次的宴请名单。
因为行台和大将军的意思是，类似西巡关中、宴请时流这样的活动，最好是做成一个固定的典礼，以后每年在没有特殊大事发生的情况下，大将军都要定期西巡，类似的典礼自然要做成每年固定的项目。
所以，最好的做法自然是就此整理出一套规令章程，用以选拔每年可以参与盛会的人员。
在这样的思路下，整个关中诸多士庶民众便被粗粗划分成几个群体，各以不同的手段方式挑选其中翘楚代表参加宴会。
而这样一个与会的资格，一旦有了规令加以固定下来，又可以作为一种荣誉的身份，用以犒奖表彰那些在野的贤流。
类似的典礼，其实行台都不陌生，像是早年江东的清议，之后行台每年也都要公车征访各地贤流、问礼论政。
广开言路，看起来仅仅只是一种宽大包容的表现，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还是为了加强行台的统治。借助这些地方望势所在，使得行台执政合法性更加深入人心、广及郊野。
早在大将军驾临之前，行台便拟定了一份今次西行需要邀见邀见的名单。
站在行台角度，能够被列入名单上的人选自然也不会是什么寻常人，类似京兆杜氏、韦氏、北地傅氏、安定胡氏等等，这些关中郡县内或是在地方上誉望久享、或是累世冠缨的世族门户，俱都赫然在列。
大将军在驾临关中之后，便也以行台名义派遣公车各携符令分赴各郡，邀请这些关中旧户前来长安、共论世务。
虽然行台在施政方面保持着一个压制旧望名门的作风，甚至曾经做出几乎屠尽弘农杨氏这种酷烈事迹，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将这些地方名门赶尽杀绝。
说到底，北伐的最核心使命还是要扫除胡虏，再铸华夏，而不是要搞什么阶级革命。而且必须要承认，这些地方上的名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华夏文明传承到这个阶段的精华汇聚。
行台要做的也并不是将他们完全割除毁灭，而是要甄别吸收、消化于内。由行台发出邀请，请他们来到长安共谋大计，这是当然的礼节。但如果这些门户对此反应冷淡、乃至于视而不见，那就是另一段故事了，行台会告诉他们这个世道中没有谁是无可取代的。
而这些关中世族门户们也都识趣得很，并不敢在这件事上跟行台闹别扭，早早便派遣重要的族人前来长安，等待大将军的宴请接见。
并且有许多人家都将这份邀请当作一个荣耀，多作彰显宣说。毕竟行台虽然行事不乏强硬，但毕竟还是代表着晋祚正朔所在，王师入主关中以来，除了弘农杨氏这种实在不识趣而惨遭屠戮立威的门户之外，还没有发生过什么凌辱虐待乡宗门户的恶迹。
虽然行台各种政令施行，乡社、军府的创建，俱都极大程度打压了他们各自乡势，但跟此前暴虐关中、肆意杀戮的汉赵与羯赵相比，仍然无愧仁义之治的美名。
大将军西巡这么大的阵仗，自然不可能接见区区一些旧族代表了事。
因此除了行台亲自邀请的这些人家之外，还有就是各地郡县察举乡贤、邀请共襄盛举。而这一部分郡县举荐人员，其实说穿了便是地方上那些乏甚旧誉、因乱而兴的武宗豪强。
这些豪强武宗虽然清誉不着，但对乡势的把持，讲起来甚至还要超过那些冢中枯骨为美的世族门户。就算从整个关中层面而言，这一群体存在远不足成为王师对手，但具体到县乡郊野之内，却是行台政令能否施行乡野的最大阻力。
无论世族旧户还是郊野豪强，这都是原本关中残留的一些势力。邀请他们，那是给他们开放一个意见窗口，或者说发泄渠道。关中目下仍在营建恢复的关键时期，内部必须要稳定当先，能哔哔就别动手。
这一部分人有钱且有闲，如果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加入行台统治结构之内，长久闲散于乡野之中，难免会杂念丛生。而行台选士任用已经自成章法，更不可能为了他们而大开方便之门，给予他们这样一个既能发表意见而又无伤大雅的身份机会，也算是一种安慰。
当然若仅仅只让这些人参与进来，沈大将军还没有闲到为了安抚他们而专程驾临关中。所以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参与人员，如行台统治构架之内，吏治考评优异之人，哪怕仅仅只是区区一个乡社吏首，也可与大将军同席而饮，接受犒赏并陈奏最基层的施政苦乐。
还有一部分便就是缴纳各项赋税的大户，无论经营何种行业，行商、坐贾又或百工匠户，缴纳的赋税高，便说明对关中的恢复经营做出的贡献大，自然也就值得大将军出面慰问犒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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