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我们办公室的人都说，生产科的办公室才是新鼎盛公司最具创意、最高大上的办公室。如果在我背后挂块白板，这里即是办公室，又是培训课的课堂，还是长桌会议的会议室。而我，就是那个长桌会议最高级别的首长，坐在T台的最上端，面对着门口和走廊，就像居高山之巅、俯视一切的指挥官。
操，我知道他们都是在嘲笑我，那假装的奉承我还是看得出来。这个时候，我觉得在新鼎盛公司的上上下下，没一个人对我是心怀好意的。
那个章强，虽然口口声声经理前经理后的叫个不停，但我听的刺耳，也很逆耳。
这个时候，我多么希望跟我弟弟墨总的名字来一个彻底的交换，他们就算连名带姓的叫，也该叫我墨总，而不是把木子李的‘李总’错叫成与我谐音的‘木总’。
说来奇怪，也活该章强走运。我们的P1刚搬到新公司里生产正常之后，盛定海和易江就接到了两个新产品的生产任务。一个叫C2的放在医化的新车间试产，另一个叫C1的放在了我们车间加工。
两个新产品的生产量都不是很大，据说是医药中间体，金贵着呢，所以，大多车间人都不清楚究竟是啥玩意。只知道C1是工艺比较成熟也比较简单的医药中间体，做出来之后，小部分给下游产品之一的C2用，大部分由对方直接外销出售。
C2的工艺还不是很成熟，对设备的要求也很高，医化只能派龙汉文亲自出马，下车间搞试验，忙得没有了白天和黑夜。
这惹得华清很不爽心，每次下班都催着我们的厂车赶紧跑路，别等了医化那帮子自作自受的蠢货。她总是埋怨龙汉文的工资，还不及我一个车间主任的工资高、奖金多。
每次坐上我们自己租来的厂车，她都会说：“有本事叫他们自己出钱租辆厂车来，有种就别坐我们的厂车。”
“就是，我听说你们医化的小气鬼老总硬是不同意我们用厂车，现在干嘛又叫他们坐我们的车上下班呢？”有人在边上怂恿，华清就更是恼火。回家后连龙汉文的晚饭都不给准备了。
她说，鬼知道他晚上有没有时间回家。
提及厂车，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曾为此丢失过一次我认为有天大颜面的倒霉事。
那时，二期工业园有规定，任何企业的厂房里都不准设立员工宿舍，所有到这里边上班的人都必须下班回家。
我们公司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应急喷淋也就是车间前后的两个洗眼器和几个地下消防栓。即便能允许各家公司自行设立员工宿舍，我想，除了特别懒的懒人，一般是不会在这个看不到任何人间烟火的地方过夜的。
小跑着去山外吃个早餐，没有一个小时，根本就走不回来。我们这些外地的打工者，还是住在老医化的宿舍区，那里就成了我们长久盘踞的‘革命根据地’。
刚开始，医化公司去新公司上班的人不多，他们三三两两，一般都是自个儿拼车打的或搭集团的便车去。等我们的车间迁了过去后，我们公司员工的思想觉悟就没医化的职工高了。
他们可不管新公司经济困不困难，他们要求每个人都有固定座位的厂车，准时接送他们上下班。他们绝不自己拼车打的，哪怕每天给他们补贴足够的交通费。
薇薇用公司的破面包车接送了几天之后，原本特喜欢开车的她，就再也不想开了。她说：“再这样下去，我都不想来这个真正鸟不拉屎的地方上班了。一天天的，不是早起，就是晚归，我可受不了。”
薇薇说的没半点毛病。她要送人家上班，起码得早起半小时到医化大门口集合地等待。她要送人家回家，就得等要送的人下班汇合之后才能一起回宿舍。还有，就是要接送两班倒的车间人员，他们都是早晚8点交接班，一车装不下，要来回折腾四趟，不到晚上十点后，薇薇根本回不到宿舍。
对于习惯晚睡晚起的年轻人而言，晚上晚一点倒也没事，能要走半条命的是早起。
“这的确也不是长久之计，”木子李就给医化代表老罗提议：“罗总您把我们的交通困难汇报给易总吧，这么远的路程，总不能要求大家提前一两个小时上班，延后一两个小时下班吧。”
虽说工业园一期与二期的距离也不是很远，只隔了那么一条沿河和一条国道，但若从一期的最北段走到二期的最南段，没有一两个小时的正常自行车速度，是绝对到不了的。
平时坐车没啥感觉，真要让我骑自行车或当锻炼晨跑过去，三十多公里的路程还是挺远的。再说，新鼎盛虽然与新医化是共一个厂大门的兄弟单位，可人家上面的集团通勤车也没空位置让给我们坐。即便是能坐到集团公司大门口，绕过集团走到新鼎盛的路程，也比火车道口至上班的距离要远上一两公里。
那时候，电瓶车都是带链条式的自行车，行驶路程不长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价格死贵，没人愿意花几个月的工资去买来上几个月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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