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21年成为西昱东晟第一个有着职位工资的法人，以及想要往更具实力的方向发展，是我人生初见趋近‘巅峰’的雏形之年，那么，2000年就是我起步走上这一雏形的幸运年。
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的漫长历练，才看到这么一点即将‘成功’的希望，我还是格外地想念那个新旧世纪交替的开运之年，至少对我来说是的。
那一年，某城晚报等多家新闻报社的财经版块报道说，2000年是我们正在迅猛发展的中国的一个年代的坐标，许多与财富中国相关的事件和潮流趋向，都在这一年作为起点开始有了方向明确的航行。
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垄断的坚冰被加速打破，民间资本勃然推进更为广阔更为纵深的领域。西部大开发，全球经济化，无不昭示着继往开来持续发展的喜人景象。
5月份，中国与欧盟在北京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了双边协议，中国人要在经济的最高殿堂里，恭候中国即将步入WTO带来的“二次经济革命”的大驾光临...
国强则民安，国富则民强。
这一切的一切，都显现出未来中国更加蓬勃更加欣荣的光明远景。
而像‘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样的民间或江湖话语，最适用的历史时期，还是放在没有普遍致富之前的那些几乎所有穷人都穷到填不饱肚子的年代。
以我拙见，‘有难可同当，有福才不跟你分享’的自私，才是我们这些天生就有‘饱暖思淫欲’的凡夫俗子所具有的最糟糕的劣根性。
少部分人有先见之明，紧随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先富了一步。但他们小富即安，没有致力于全国化共同富裕的伟大思想。
“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一直都是我们难以征服于世的一个耻辱。
就像2000年，虽然大多数经过改革的国有控股企业都实现了利润的大幅度提高，在顶山，一息尚存的大中型亏损企业通过招商引资，也暂时摆脱了困境，但这一切的美好趋势都跟大批量的下岗工人们无关。他们照样贫困，照样过着不如我们农民转业打工的拮据日子。
我很幸运且平安地度过了2000年，并在这一年里实现了我个人账户超过五万元存款的目标。
我很感谢这个习惯于‘温饱思淫欲’的社会，也很感恩这个‘有钱就变坏’的时代，我更感激林正志给了我与盛定海、朱小宝‘同流合污’的机会，让我在这个满是‘谋略竞争’的平台上，得以施展我魔鬼一样的‘才华’和魔力。
年终放假，在我们还没回家之前的那几天，我们狭窄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个客户送来的各种年礼。我看着琳琅满目的礼品，看的有点眼花缭乱，思绪激扬。我毫无羞耻感地想到了‘康乾盛世’里的和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富可敌国’。
不过，基本上，这些拜年的礼品，都是送给我、朱小宝和盛定海的，没有木子李和薇薇她们的份。
这让争强好胜的薇薇很没面子，连着两天都没到我办公室转悠。我做贼心虚一样，分了一些我不喜欢的提到她和木子李的办公室送给她，讨好她，她才勉强的恢复了先前对我的态度。
我鼓励她，也安慰她说：“我们明年的收入可望在今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这些烂年货值不了几个钱。”
“那你明年就提醒他们要送就送好点的给我们咯，”薇薇得寸进尺，说得我很无语。
木子李在我们启程回家的头天晚上，买了两条顶山当地的名烟，和薇薇一起送到我宿舍。老杨和张大仙他们都早一天各回各家，只剩我一人等着次日跟盛定海的车一道回老家过年。
“师傅，感谢你这一年对我的教导和关照，我也不会买什么年礼，见你平时喜欢抽烟，就买烟给你咯，”木子李搓着双手说：“尽管我反对你抽烟，但过年过节的，就也由着自己高兴，多抽点就多抽点吧。”
“墨大，你劝劝她，让她跟我们一起回鹿城吧，”薇薇从进门开始就一直哭丧着脸，她说：“木子说她不回家过年。”
“怎么可能？”我问木子李：“干嘛不回家？”
“我无家可回.....”木子李欲言又止，扭过头去不作声。
薇薇放肆地抱住木子李，把她揽入敞开着门襟的羽绒服里，抚摩着她的头，说：“我的家难道不是你的家么？我不管，你今年一定要跟我回去，在我家过年。”
一年了，我居然从未打探清楚木子李的家境底细。
她从何而来？怎么会无家可回？难不成，她还是个福利院出来的孤儿？
她的简历上，有姓名、有性别、有年龄，却没有身份证号。她的家庭住址也写着鹿城城郊街道办事处，没有更详细的分区或街道牌号。她的文化程度只有初中，但字迹比我这个高中生好的不知道有多少倍。她的知识面、她的专业性、她的言行举止、她的业务能力都可见一斑，绝不像是一个初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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