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来，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慈禧和守旧派的反对，还有袁世凯的卖主求荣，对吧，前辈。”
“其实，还与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
“谁？”
“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康有为这个人从小就爱博览群书。
光绪五年的时候，他去了一趟香港，读了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国图志》，从此开始逐渐对传统的理学产生怀疑，改为苦读西学。
再结合当时清廷的积弱、腐败，康有为开始觉得列强的议会制，要比中国的君主制先进，萌生了变法的思想。
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开始讲西学，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道。几年讲学下来，他身边已经有了不少追随者，其中最得力的便是爱徒梁启超。
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败后，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这件事极大刺激了国人。
当时，在北京的千余名举人联名请愿，要求清廷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康有为便是其中名气最大的发起人之一。
之后，康有为又先后在北京、上海创建强学会、保国会，创办《万国公报》、《时务报》，遍送士夫贵人，再加上不断给光绪皇帝上书，声名大起，成为当仁不让的维新派领袖。
在这期间，严复创办的《国闻报》，谭嗣同、唐才常创办的《湘报》等十多种宣传变法的报刊也陆续出现。
受舆论的影响，光绪二十四年的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在慈禧的默许下，颁布了定国是诏，创办京师大学堂。这京师大学堂便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定国是诏的颁布，标志着光绪皇帝按照康有为的意见，进行变法的开始。起初，慈禧和后党、守旧派人士并不阻拦变法，只是旁观维新派的动静。
但是，康有为的性格里有种不迁就主义，导致树敌太多。
比如，他创建强学会时，李鸿章知道后，主动申请加入，还捐了两千大洋，结果被康有为拒绝了。这让李鸿章恼羞成怒，开始给维新派使绊子。
比如，张之洞原先也是支持康有为，还捐款一千五百两大洋，支持他创办《强学报》。后来，康有为在《强学报》中言辞不当，引起张之洞的强烈反感。两人渐行渐远。
两人交恶后，张之洞认为康有为太天真、太锋利，是一万年都成不了事的，在戊戌变法中成为一名看客。
又比如，荣禄与康有为讨论变法时，他公然说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其狂妄之气尽露。
其实，荣禄虽然忠于慈禧，但不是守旧派人士，其思想还是倾向于变法的，和维新派的分歧只是变法到哪个程度而已。
李鸿章、张之洞、荣禄都是当时的超级大佬。其中有两个可以成为朋友，一个未必是敌人。可惜，康有为都没有获得他们的支持。
谁可以成为朋友，谁是必须要打倒的敌人。康有为一开始就没有看清楚。
改革的关键在于把朋友变得越来越多，把敌人变得越来越少。康有为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之。
康有为第二个问题是操之过急。他提出三年完成变法的计划，主张以雷霆霹雳之气，成造立天地之功。
在他的极力推进下，短短的103天戊戌变法，竟然颁布了110条变法诏令。
要知道当时的清廷中，庞大的官僚队伍里面有变法思想的人不多，有变法经验的人更少。官员们对一道接着一道的变法诏令根本无所适从，进而抵制变法。
而且，在这些变法措施中，康有为急于求成，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导致阻力重重。
比如，例如废除科举，这是维新派一致认为要做的事情。但在怎么做上，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
有人认为，废除科举这事急不得，应该逐年减少八股取士的名额，给天下的读书人释放出一个信号，让其中一部分人转学西方的科学技术，或者转去从商，另谋前途。
这样的话，天下士子对这件事有个心理准备，反对的声音也会小很多。
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有数百翰林 ，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以及教理学的老师，出版印刷理学书籍的商人，等等。
程朱理学成为科考的唯一大纲，起于宋元，盛于明清，在几百年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链条。
特别是那些老童生、老秀才花费数十年光阴，已经把理学经典做到倒背如流。他们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一朝脱颖而出，成为朝廷命官，光宗耀祖。
但康有为坚持要马上取消科举。一纸诏书下去，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自然就强烈反对变法。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为了解决清廷冗官太多的问题，一口气取消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各省相关机构。又比如取消了旗人特权。
总而言之，康有为的变法措施没有缓冲环节，下药太猛，损害了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导致骂声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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