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霹喝了口茶，继续说道：“说完贞观一朝的君臣关系，接着说李世民的文治。他的文治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武功。我挑知道的说一些吧。
在制度上，李世民继承和优化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和科举制度，开创了一台三院的监察体制，鼓励谏官对皇帝提出批评。贞观时期，谏官的地位和权力得到了大步提升。
隋朝的科举仍需要五品以上官员推荐，优秀的寒门子弟依然是入仕难。但到李世民时代，普通百姓可以投碟自荐。
投碟自荐就是不问出身，不问贫富，真正做到英雄不问出处。
贞观年间的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制举就是不定时间，不定类别的考试。具体考什么主要看李世民的需求。
比如，李世民今年觉得水利部缺乏人才，就下诏考水利专业；后年可能就考盾牌制造专业的。这叫制举。
常举就是固定时间和固定科目的考试。李世民在隋的基础上加了四科，共六科。
内容包括数学、天文历法、国政方针、法律、诗文、经义（左氏春秋等十多种经书）、策论等方面。后来又加了武举。
因此，唐朝开始陆续出现寒门状元，改变了以往士族门阀独霸仕途的局面。
可以说，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真正做到了为国家选拔人才，为寒门子弟开了一条新路。
但科举制度到了明朝的时候就发生了巨大改变。一是考试的内容变得极窄，只考朱熹的着作。凡是和朱熹思想不一致的，全部淘汰。
二是格式极其固化。考生写的文章必须要有八个部分，少一段都不行。而且每一段都有固定的格式。有些段落要求必须要有排比句、对偶句。
这种文章写出来后，粗一看确实很美观，读起来琅琅上口。但认真一看，大多是废话，全是为了凑够字数编出来的。善于玩文字游戏的，常常能中举。
贞观年间，由于科举考试的多样化，加上李世民大力发展官学，教育之风盛行。主管国家教育的最高机构叫做国子监。
贞观年间，国子监设置的课程主要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而到了明朝起，国子监只教朱熹学说。
应该说，社会越发展，分工就越多，教育的学科也应该越多。但到明朝之时，教育学科却越来越窄，连数学、法律等学科都没有了。怪哉！
在用人上，李世民真的是做到了不拘一格，敌对阵营的，草根阶层的，可用之人都用。甚至外国人，在唐朝也可以当大官。
如李建成死后，李世民继续启用他的头号爱将薛万彻。大臣们提出反对，认为薛万彻为建成爱将,不可带兵,恐生变故。
李世民力排众议,坚持委以重任。薛万彻深感大恩,竭心殚力,屡建奇勋。特别是在赤水源一役,独率轻骑深入敌军 ,大破天柱王。
贞观一朝，李世民对人才可谓是求贤若渴，除了开科选才，还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
在吏治上，李世民非常重视官员的考核，而且基本上做到了依法治吏。
在中国古代皇帝中，以人治代替法治的现象比比皆是。
比如，官员张三贪腐，但情节不严重，依法当判刑入狱三年，但皇帝那天心情不好，大笔一挥——当斩。于是张三就被斩了。
又如官员李四也是贪腐，情节恶劣，依律当斩。但是李四有门路。皇帝身边有人替他求情，恰逢皇帝那天心情不错，大笔一挥——降职即可。
这种人治代替法治就导致国家律法越来越得不到重视。官员们纷纷去走人情，特意讨好皇帝身边人。
但在贞观一朝，李世民基本上做到不随意干预司法公正。他重视法律。
李世民即位后，花了十余年时间，先后颁发了《贞观律》、《贞观令》、《职制律》等法条。
特别在《职制律》中，有关严惩贪污受贿的有23条，占该法条的40%。
当然，李世民也是人，有时也会出现推翻自己所颁布法律的时候。幸好，他比较听得下大臣的意见。
有次，有个官员王二借着职务之便，偷盗官粮。李世民听到这件事后，怒不可遏，下诏处斩。
按照他自己的规定，诏书必须经过门下省复审后，才能正式实施。
可是，门下省的中书舍人张文瓘看了案卷，次日就向李世民提出异议，认为王二虽犯法，但罪不至死。
李世民依然大为恼火，说偷盗官粮事关国本，不斩首不足以震慑世人。
一旁的魏征便和李世民争辩起来，说法条是陛下定的，应当带头遵守。
今日破例严惩，明日又破例严惩，天下官员人人自危，谁敢做事？
最后，李世民做了让步，采纳了魏征、张文瓘的意见，依法判刑。
身为掌握天下人生杀大权的专制帝王，如果都按自己喜好来处理事情，那国家法律就渐渐失去了作用。
这种人治现象，在明朝初期过严，造成很多人冤死狱中，而在宋朝初期又过宽，又让很多人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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