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工商业人士讨论的是来国内务工的人——其中95%都是索伦人——要遵守哪些法律、享有哪些权利，本地雇主又要在怎样的法律框架下与他们打交道，最后哈杨还要考虑如何化解本地人对他们的排斥，如何才能对这些来国内务工的人施加影响力，令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宣传诺多。
这无疑都是些很重要的事情，好在去年已经通过了《劳动法案》，只需要在此基础上增删、修改一些条例。
来国内务工的人会影响多方面利益，考虑得慎重，但投资移民以及技术移民的相关法律显然会简单很多。
一个字，拉，用各种手段也要从国外拉过来。
毕竟资金和技术无论在何时也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很受欢迎的，它们实在是稀有，以至于政客从来只担心这些会不会往外跑。
当然有些工厂主和企业家对投资移民表示质疑，他们担心外来的富翁会抢走他们的蛋糕。但哈杨意见是无论何时，把蛋糕做大总比为分那么一点而争吵不休要强。
考虑完这些问题，剩下的就是那一万两千余人次的留学申请以及衍生出来的教育问题要如何处理。
在哈杨看来，教育着实是一个大问题。传统上地缘政治家考虑一国政策时往往是从政治、军事和经济角度着手，这是支撑整个国家的三大根本支柱，高度囊括了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一旦其中哪怕只有一个方面出现问题，整个国家都会为之而动摇；一旦有哪个方面迅速恶化，国家就有崩解的危险，因为它往往会牵连到另外两个方面。
其余问题不管是外交还是金融，是司法还是财政，都是从这三个角度衍生出来的细分问题。
但是教育却不一样，从长期来看，教育——也可以再加上文化——是决定三大支柱能否稳固的关键性因素。
教育发展得好，可以通过内部的自我纠正机制将国家从倾覆边缘挽救回来。
但若不好，教育就会变成问题的根源，如同癌干细胞，哪怕外界没有刺激它，也会逐渐恶化，分化出大量癌细胞在国家内部四处扩散。
而等发展到晚期时，国家最终只能灭亡——因为整个行政体系里面的人从上到下全都是从教育体系中分化出来的癌细胞。
从这个角度来讲，把教育体系类比人体的造血干细胞毫不为过。
所以哈杨对此非常重视，虽说在二十年后年轻一代才成长起来，四十年后他们才有可能上台制定政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比如富翁、科学研究员或者政府高级顾问。
但毫无疑问他们在少年时代所接触到的所学到的东西将影响他们一生，他们会下意识地遵循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理念。所以在四十年后他们成家立业之际，正是哈杨的努力见效之时。
哈杨雄心勃勃，但就目前这几年而言，只能够先做些循序渐进的改进。
在前年战事结束、国内趋于稳定时，哈杨就有过这方面的计划，但当时诸事繁忙，有大量问题急需处理，温饱、就业、治安以及财政全都是火烧眉毛的事情。
所以在那时哈杨只能先推出一些应急措施，比如设立夜校，比如上夜校有晚餐吃。
这类措施虽然看似粗糙，但在当时连五六岁的小孩都要跟着大人出去干活不然没有饭吃的情况下是相当贴合实际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唯一能抽出空余时间的就是晚上，最迫切的是填饱肚子。
哈杨用魔晶从查曼以及斯托尔换来大量粮食和肉蛋奶，派士兵建学校，用这些当作薪资雇请老师——愿意来教学的人早餐有奶，中午有肉，晚上视情况会加餐，而且每天会多发一些食物让他们带回去给家人给朋友吃，多出来的还可以拿到市场上换些生活用品，这样的条件比当时大部分人过得都要好。
在这样的鼓励下自然吸引了相当多有文化的人尤其是城里人去教学——在当时已经推行全面土改，大量贵族的土地都被没收并重新分配给农民，这些农民在那时压根不会把土地上的产出卖给城里人，直接造成城里发生粮荒。而哈杨的措施无疑在有力维护了治安的同时顺带把教育在城里普及开来。
当然，那个时候称其量只能说是扫盲，夜校里面小孩大人都有，但他们大部分都只上一节课，因为第二天还要早起出工。只有少量勤学好学的人才会坚持上两到三节课。
因此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大部分人只学到些识字写字看报写信的本事，能够领会政府发布的公告是什么意思、知道在哪里才能找到工作、能做些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之类的。
夜校一开始是自愿参加，等到第二年时才开始渐渐转变成强制——主要是强制六到十二岁的小孩每晚来学习。而且一开始仅在各大城市里推行，而后才慢慢推广到各城镇乡村。
截至如今，夜校仍在举办，但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人们生活条件普遍好转，上学的人开始需要交一定学费——通常不是很贵，尤其是对于那些贫困家庭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甚至可以分期支付。当然教师薪资也不再用实物支付而是直接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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