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4章 384：抓权要及时！一心为公高博士！
1945年，港岛重光半年以后，杨慕琦于1946年5月1日复任港督。
由于在二战结束前，伦敦当局承诺于战后容许其殖民地拥有高度自治权以至独立；当以艾德礼为首的工党政府上台执政后，伦敦当局开始着手落实有关承诺，并在绝大部分殖民地实行政治改革。
在这等环境下，身上背着沦陷时期被抓污名的杨慕琦便以奉大英之命令为由，开始推行政治改革，最终于1946年8月28日发表了一份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史称“杨慕琦计划”。
该计划的主要想法是重新设立一个市议会，规定由30名议员组成，三分之二议员为民选，其余三分一则属委任。
这绝对是一个跨越性的进步，因为当前港岛的议员全部都是港府由港府任命，而且为了控制权力，议员还分官守以及非官守。
比如说高要，他就是市政局的非官守议员，简单点讲，等于是名誉性质。
根据杨慕琦的计划，该增设的市议会最初可负责管理消防、康乐场地、车辆牌照和市政局，到日后情况许可的话，更可以管理教育、社会福利和公共建设，甚至于公共事业。
简单点讲，市议会拥有实权，而其中的权力绝大部分来自于警队…
该方案推出后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如马文辉等华人年轻一辈中的精英兴奋异常，认为港岛将如英联邦下其它地方一样迎来民主改革，港人将彻底告别愚昧的过去。
市井里就不一样了，根本漠不关心，就是高要对简约强讲的那句话，街坊们只想吃饱饭，他们不关心谁搞政治。
高要意味深长的看着简约强：“这民主到底是谁的民主？”
简约强吭吭哧哧的说不出话来，他被问住了。
斗争是无处不在的，任何一个能够在港岛成为大亨的华人代表，都是斗争出来的。
这个斗争就是政治。
早在高要出世之前，港岛华人于政界中有两股势力号称最强，一股是以李煜堂为代表的五邑帮，一股是刘铸伯为代表的宝安籍势力（也就是本土派）。
最早的时候，五邑帮支持革命，其中涌现了不少代表，比如说李煜堂，又比如说洪门致公堂的司徒美堂。
在这其中，李煜堂以港岛、广府为基地，率领五邑帮的骨干给国父送钱送粮，并从中攫取了相当丰厚的利益。
五邑帮认为革命是一门生意，他们为国民政府提供的钱粮不是无偿的，一定需要回报，他们往往会争取诸如土地及公共事业生意的经济利益。
国父也很懂一点，每次重新掌握政权之后便会给与李煜堂等五邑帮代表甜头。
比如说李煜堂获委任为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杨西岩获任命为财政部长，盐运及交通等要职相继交由四邑籍人士出任，而广府不少市区土地及地产，据说也辗转落入四邑籍香港华商手中。
五邑帮等于独掌广府核心利益，这自然让其它势力不满，以廖仲恺为首的少壮派人士认为四邑籍港商要求的利益过巨，且投机炒卖广东地皮，扰乱地方商业与财经秩序，因而常常劝说国父收回各项给予四邑籍港商的官职及经济利益。
当时五邑帮是国父的钱袋子，搞革命不能光谈理想也得谈钱啊，国父自然不能答应属下的要求。
其后，国父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并获得沙俄庞大的财政援助。
有了钱，这腰杆子自然就硬起来了，五邑帮开始被剥离出国民政府的核心位置。
其后，失去政治支持的五邑帮在港岛同样遭到港府打压，他们从此便安心待港岛发展，再也不回内地置业投资。
帮港府打压五邑帮的是刘铸伯为代表的宝安籍势力。
港岛本来隶属宝安治下，按照常理来讲，宝安籍的势力在港岛应该只手遮天才是。
遗憾的是，宝安成为政治主角的时间非常之短！
宝安籍的势力能够登上政治舞台是因为国父先扶持五邑帮，其后又搞联俄罗容共政策，彻底得罪了港英政府以及大宝安区域的望族。
为了打压五邑帮，港府于1913年终止了何启的立法局议员身份，同时在不同层面上排挤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五邑人，并开始扶持尤政治取向截然不同的宝安人（或称本地派，例如刘铸伯、周寿臣和贺东等）。
这扶持是全方面的，既包括政治上的地位，也包括财富上的，否则贺东又哪里能那么顺当的成为洋人家中的座上宾，又第一个在半山上置业？
真以为混血儿就牛逼了？
在早前的港岛社会中，混血儿就是二鬼子，华人跟洋人都很不待见的啦。
在这其中，本地派的代表刘铸伯于1913年获委任为立法局议员，翌年即获港府支持，与一批欧亚混血儿商业精英——贺福、贺甘棠、罗长肇及陈启明等集资六十万元创立大有银行。
有意思的是，大有银行并未按法定银行登记制度进行相关登记，从而可接受普通市民存款，把生意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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