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永星拍拍屁股，朝他爹吐出舌头，鼓圆了眼睛，扮了个鬼脸，笑咧咧地走开了。六伯伯无可奈何地走到一旁的柿子树下去，蹲在石磨盘上只顾自个儿抽闷烟。
那时，小黑还在上中学，放假回到乡下老家，看到这一幕，也预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不能过于放纵犯了错误的孩子。可是，六伯伯六伯娘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难免会娇生惯养，相对而言，田永星他姐姐却在行懂事乖巧得多，从未让父母急心。
这个让父母打小就操碎了心的星星古，在上到六年级的时候，就跟一个在上初一而家住县城的外号叫“小喽啰”的同学，打成一片。他田永星负责把别人的崭新的单车推出校门去，“小喽啰”就把那辆得手的自行车骑到县城去“销赃”，两人分得钱买东西吃，还在周末去录像厅里看影碟片——看那种涉黄涉黑的影片。那时，香港传过来的很多警匪片，展现出那些混黑社会的江湖人物好像过得很潇洒，成天游荡还照样吃香的喝辣的，还可以去“泡妞”。
受到不良影响的“瑶古佬”似乎走向了早熟，变得更大胆了，就在他跟“小喽啰”准备放手干第二票买卖之际，他午间不去睡午觉，跑到校园里的停车棚，去推一辆“飞鸽”牌轻便型小跑单车的时候，他被学校政工处张主任和保安逮了个正着。
“老实交代，上回你是不是偷了一辆‘凤凰’牌单车，搞出去卖掉了？”张主任把他带到办公室，瞪大眼睛，逼视着他，严加盘问。
起初，他不肯说实话，耷拉着脑袋，拒绝配合，不愿坦白交代自己犯下的错误。待到中学那边“小喽啰”扛不住，他卖掉的单车被派出所的民警追查到线索，人家要求“退货”还钱，导致真相大白，只好“认罪伏法”。虽然叫两人家长到校，达成了谅解，赔了钱，赎回了单车了事，因为他俩还都是未满14岁的少年儿童，只能发出警告，由父母进行监督管教。但是，中心完小的校长怕他田永星后面再犯原则上的错误，坚决建议他自动退学或转学，他娘只好跪在地上求校长，但仍无济于事。万般无奈之际，他娘只好把他田永星带到娘家——邻县的小学去完成小学毕业。
后来，“瑶古佬”田永星又回到家乡所在地的初中学校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本以为，经过前面的批评教育，他应该吸取经验教训了。没想到，他进了初中以后，老实表现了一个学期，到第二个学期，过出年来以后，他似乎又“旧病复发”，竟然伙同“小喽啰”大胆地把食堂女职工代步用的俗称“小毛驴”的电动摩托车，给拖出去卖掉了。他俩堂而皇之地对门卫说：“我们帮那个食堂大师傅去修理一下车子。”
没想到，光天化日之下，他俩居然这样偷盗人家的摩托车，据为己有。接连一个星期，他俩待在外面的录像厅、网吧、旅馆里逍遥自在，也不去上学，还得父母家长急得团团转，到处找人。
一个星期之后，小黑的六伯伯在一个黑网吧，找到了精神颓废、萎靡不振的儿子田永星，一颗悬着的心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担心儿子被人家拐骗到传销组织里去了，被坏人打伤打残了，挖肾割腰子了......简直不堪设想。
六伯伯田德高又只好安慰儿子，劝儿子复学，又要给人家赔钱赔笑脸，还要请学校领导班主任喝酒吃饭赔礼道歉，就差没有给人家下跪去了。学校给了他田永星一个台阶，让他写了一份《保证书》，作出了“记大过、留校察看”的处分决定，并让他和“小喽啰”罗明楼上台在国旗下当众念《悔过书》。田永星虽然上台低沉而断断续续地念了一页认错悔过的检讨书，但他的骨子里好像已经习惯了我行我素。
过了一个月以后，他俩没有再在学校里面犯低级错误，而是跑到大街上，纠合另外两名社会青年，组成了“豺狼帮”，各自手持一把锋利的匕首，抵在一个开中巴车的司机的腰部，轻声而严厉地说道：
“老兄，请你拿出几包烟钱来，兄弟们没得饭吃了。”
那个司机递给他们一包烟，“老弟，请你们抽一包烟，可以。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是属于敲诈行为，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弄不好是要坐牢的。我看你们还小，就不跟你们计较，你们最好在这个年纪去上学读书，才有光明前程，将来才有大把的钞票等着你们花。”
“可是，我们读书读不进去，我们对读书学习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一个戴墨镜装老大的十六岁的社会青年嘴角叼起一根烟，粗着嗓音说。
“我们觉得像香港那边的‘古惑仔’，拿把砍刀打打杀杀，像张子豪那样连香港的大老板也能绑来索要赎金，甚至连首富李嘉诚的儿子也敢绑票，那多英雄，赚大钱，发财多快多爽呀！”另一个大声说话还配着手势的“老二”拿出打火机给“老大”点燃了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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