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为什么，因为太监无后，所有的权柄都是在皇帝的一念之差，所以他自然是信得过太监，而其他的人，不得不说欲望太杂了。
化十三年（1477）正月，宪宗命汪直在锦衣卫的校尉中选拔一百多名善于刺探情报的能手，组建特务机构，总部设在灵济宫前，称为西厂，与东厂相区别。其为员权力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
及至宪宗时又复设立“西厂”。这个机构“不特刺奸之权，薰灼中外，并东厂官校，亦得稽察”。
这也就有了那句着名的台词：
“你问我西厂算什么东西？我现在告诉你，你们东厂不敢管的事，我们西厂管。你们东厂不敢杀的人，我们西厂杀。一句话，东厂能管的我们管，东厂不能管的我们更要管。先斩后奏，皇权特许！这就是西厂，够不够清楚“。
其后虽因内阁大学士的“谏阻而罢”，但至武宗时“西厂复设”，形成东西“两厂对峙”的局面。更有甚者，未几又设立“内行厂”，以大宦官“刘瑾躬自领之”，东厂、西厂皆受监临，“逻卒四出，天下骚然”
不过太监也并没有朱棣想得那么的可靠，唐朝的教训他们只学到了藩镇割据，没有学到宦官专权。
明朝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封建专制的皇权面临严重危机，明熹宗重用宦官魏忠贤，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魏忠贤在宫内选会武艺的宦官组成一支万人武装队伍，作为羽翼；在外收罗齐楚浙党为主的官吏作义子走卒，人称“阉党”。
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将有田尔耕等“五彪”，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徧置死党”。
没办法，太监毕竟无后，所以就喜欢认这些什么儿子孙子的。
秉笔批红，掌握朝政，从首辅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迁削夺；他握有军权，可随意任免督、抚大臣；他也握有经济大权，派亲信太监总督京师和通州仓库，提督漕运河道，派税监四出搜括民财。“内外大权一归忠贤”、。
出门车仗，形同皇帝，所过之处，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魏忠贤九千岁。阉党和无耻官吏还竞相在各地为他修建生祠，一祠耗银数万乃至数十万两，祠成后，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论死。魏忠贤专权时，厂卫特务更是空前嚣张。
天启三年（1623年），他自任东厂提督；锦衣卫的都督，则是他的干儿子田尔耕。厂卫勾结，大兴冤狱，残害异己官吏，勒索钱财，暴虐百姓。
“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贤传》）一次，京城四个平民在密室夜饮，一人酒酣耳热，大骂魏忠贤，其余三人不敢出声。
骂者话音未了，突有隶役数人冲入，捉四人面见魏忠贤，魏下令将骂人者当场剥皮，另三人赏钱放回。生还者吓得魂飞魄散，险成疯疾。魏忠贤肆虐专政七年，使明末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
思宗即位后，虽然逮捕了魏忠贤，罢逐了阉党，但积重难返，他仍然任宦官、倚厂卫，还振振有词地埋怨大臣：“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明史·宦官传》），就这样直到明朝灭亡。
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公或督主，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
通常由司礼监中排名第二或者第三的秉笔太监担任，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
除此以外，设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由锦衣卫拨给，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其余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
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又叫“档头”，共有一百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颗，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绦。
役长各统帅番役数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干事”，这些人也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干分子组成。
东厂不仅在机构及人员配置上更加精干合理，而且在侦缉行动上制订了相当严密的制度。如每月初一东厂都要集中布置当月的侦缉工作，厂役在东厂内抽签决定所负责的地盘。
在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东厂厂役的工作种类都有特殊的名称。例如监视朝中各部官员会审大狱及锦衣卫拷讯罪犯者名为“听记”，在各处地方官府访缉者名为“坐记”，还有某位官员有何举措，或某城门捕得要犯，胥吏记录上报东厂者名为“打事件”。
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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