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三月，正当《西安事变》的导演成荫，站在百老汇大厦的楼顶曝光张学良的秘会路线时。
一辆架着摄像机的面包车，正从他的脚下缓缓驶过。
然后横渡外白渡桥，再从外滩一路拍到了南京路。
这辆摄像车里坐着的一位年轻人，就是自掏腰包35亿日元拍摄纪录片《长江》的日-本歌手佐田雅志。
和大多数拒不认罪的鬼子不同，佐田的姓名后缀还是可以带个君的。
由他耗时两年拍摄的纪录片《长江》，记录了自沪城到蓉城长江沿线的市井城乡、山川风光。
其中大量片段于两年后被央视直接引用，制作出了一部人民群众至今留有印象的纪录片《话说长江》。
而在浦江刚刚结束的“新星音乐会”演出现场，由吴国松演唱的那首《男子汉宣言》，就是改自佐田雅志的歌曲《关白宣言》。
就在这辆摄像车缓缓驶过和平饭店时，饭店一间套房的客厅里，一圈沙发外加几张靠背椅都给坐了个满满当当。
一场电影看下来，一屋子的人是依得依、靠得靠。
什么姿势舒服，就摆什么造型。
几杯热茶，几缕薄烟。
几位社会主义的热心群众，正在想方设法的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从文字入手，了解并驾驭资本主义的文化。
“我倒觉得用卡桑德拉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从十来岁就开始用英文写作业的王世襄，表示：“打小起，我就记不住这些外国名，基本就是读了后面、忘了前面。”
“我们那时候，”朱家晋明白他的意思：“没有什么固定的译名，都是各叫各的，有时候碰面聊天说了半天，到最后才发现说得是同一个人。”
其实此时的固定译语也不多，但相对早些年代已经算是有本可依了。
“我的一位邻居是位老翻译，”江山看了眼胡啸：“就是李叔。”
胡啸点点头，继续听着。
“他们当初在干校翻书之前，得先坐在一块统一好人物、地点的译名，然后再各自分章动笔。但这场会在当时可不是好开得，”
江山说到这摆了摆手：“一个个的建议，别提有多丰富了！”
“别说是他们，”王世襄：“我问你们，fntaineleau这个词怎么译？”
话音刚落，人人皆动。
哎呦，一屋的能人可算是逮着机会了。
其中就属不大会说英语的黄永钰，喊得最响：“枫丹白露。”
王世襄瞥了黄永钰一眼：“那你知道徐志摩怎么译这词吗？”
黄永钰：“嗯？”
不仅是他，王世襄的这一问，让一屋的人重新消停。
“芳丹薄罗，”江山得意的冒了一句，就差没晃脑袋了：“这个译名最早出现在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中。”
只见江山单手向前一送，道：“我们一同到芳丹薄罗的大森林去……”
胡啸怎么听怎么别扭：“你要没提前说明，我还真不知道他要到哪去。”
另一边，黄永钰眉眼含笑的拍了拍王世襄的肩膀：“你先跟我这位大侄子聊明白了，再来问我。”
王世襄苦笑了一下：“大侄子，那你觉得这两个译名谁更好？”
江山立刻收了和永钰叔交换眼神的笑脸，但嘴上还是忍不住夸道：
“当然是朱自清译得枫丹白露了，音译、境译都特合适。
枫丹白露森林是法-国最美的森林，尤其是秋季来临后，枫红秋露、满林换装。
其美貌，绝没有辜负枫丹白露的译名。”
正当在坐皆表示解惑的时候，黄永钰忽然：“你……去过法-国？”
“没有，”江山死不承认：“但这一点不妨碍我看图说话！”
“倒也是，”黄永钰也见过不少图：“以枫丹白露为背景的油画，的确不少。”
“关键问题不在这，”王世襄敲了敲烟盒：“关键是他们翻得漂亮，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也自此让这些地名有了统一的中文释译。”
“说得没错，”胡啸赞同道：“其实徐志摩这局虽然输了，但他流用至今的译名也很精彩。”
江山和王世襄一块点了点头：“香榭丽舍。”
“我们在翻译译制片的时候，”胡啸道：
“也在尽量使用大众认可度较高的译名，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些译名将成为人民群众日后对外国地名的习惯用语。”
“所以说，”江山觉得胡啸说到了点上：“目前影视、报刊里出现的外国人名、地名，对于头回见面的群众来说，就等同于官方语言。”
“你别说还真是这么回事，”陈佩丝这会再想想：“如果刚开始对外宣布的是施汉诺亲王，那西哈怒克就不归咱们这管了。”
黄永钰哈哈一笑，但很快又有一问：“不过西哈怒克和施汉诺，这两名怎么差这么多呀。芳丹薄罗和枫丹白露，这俩就很相似嘛！”
“这个没法挑，”江山：“人民日报的心思不是咱们可以揣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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