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政治建筑还表现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上。
虽然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并不是消极被动的。
上层建筑可以通过政治、法律等手段来调节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然而，这种反作用是在经济基础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根本性质。
所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政治建筑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原理，它强调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通过改革和创新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政治越开明。
汉唐北宋部分时期的政治开明，比较同时期的周边势力是有目共睹的。
而随着宋朝的消亡，社会经济的崩溃，政治上也越发的保守，同样的道理，哪怕是后世也是如此，例如六七十年代以前，半岛北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都要比半岛南先进。
可随着经济的崩溃，半岛北越来越保守。
越保守，社会素质越低，贪腐和压迫等腐败行为越严重。
经济越发达，交流越频繁，导致社会更开放，从而社会道德水平越高，其中官员的操守也更高，这些都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现象。
朱高炽看着朝堂里的文官首脑们，总体上给予了肯定，所以对待官员们提交的名单，朱高炽全部通过。
杨士奇等人内心大松一口气。
一个向上的王朝，内部的斗争会更平和。
例如明朝，内阁不会直接否定皇帝意见，至少不会明面上发生争执，皇帝也会顾忌内阁的想法，双方保持了妥协，这是为稳定的政治格局。
到了内阁与皇帝直接争执的时候，代表了稳定被打破，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动荡下滑。
朝廷的稳定与祥和，代表了大明的稳定与繁荣。
很快，新的一批封疆大吏奔赴各地。
随后大明工局韩奇拜见了皇帝，提交了接下来大明工局庞大的计划，想要在天竺地区建立商贸站点，为大明工局商贸体系建立新的增长点。
如今的大明工局非常的繁荣昌盛。
报纸上说工人们最幸福。
的确如此。
别看现在是十五世纪，可是又怎么样呢，大明没有外部经济竞争对手，可以施行宽松的内部资源分配体系，工人们活的无比幸福。
环境改变人。
经济发展改变环境，环境再来改变人。
劣币驱逐良币，是环境导致的，同样好的环境则能保护良币不受劣币的影响，保障良币的持续发展。
商人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限度的压榨工人，犹如现代以前的英国，工人们活的极度痛苦，同样在环境的改变下，商人们也能给予工人最大的福利保障。
因为环境保障了良币，不允许商人们最大利益的压榨工人，保障了工人们的权益。
那么只要是同等的水平下，每名商人都能得到公平。
否则甲在保证工人待遇的情况下，乙却在最大程度的压榨工人，对于甲而言就是不公平，因为这会导致甲无法与乙竞争，最后被市场淘汰，环境的影响下，甲也只能像乙一样的压榨工人，才能恢复到与乙一样的水平线。
如今大明工局就是标杆，大明以大明工局为手段进行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杜绝了乙的存在，不允许乙所做的事情，那么甲就能继续保证工人们的福利待遇。
简而言之，乙可以通过最大程度的压榨，获得一元钱的利润，但是大明不允许，只允许甲这样的商人存在，获得五毛钱的利益。
把其余的五毛钱的利益分配给了工人们，而工人们富裕了起来，又促进了更大的消费市场，带动了商业更发达。
但是这要建立在人均资源丰富的前提下。
耕地资源丰富，矿产资源丰富，一切资源丰富和发达，所以十五世纪的大明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可以做到工人们每天只工作四个时辰，每个月九天的假期。
后世的英国，现代社会里能做到，也是同样的原因。
虽然日不落帝国已经衰败，但是通过政治遗产，各个联邦国的资源仍然能让英国可以轻易的使用，这就是间接控制资源。
而美国除了本土人均资源发达外，还通过无数的军事基地，同样间接控制海外资源为己所用，才能满足这些条件。
反观半岛北。
因为北方组织体系的破产和灭亡，无法继续通过贸易交换外部资源，而内部又没有健全的工业体系，无法自给自足的生产，特别是无法获得石油这个“工业血液”，在严苛封锁的外部环境下，只有经济破产持续衰败的下场。
韩奇在皇帝陛下面前的压力很大。
大明工局是眼前的皇帝一手创立的，整个大明的工业化道路也是眼前的皇帝建立的，包括改革后的宗藩体系，海外经济发展道路等等。
韩奇的确是大明工局的掌舵人，可是在创办人的面前，韩奇非常的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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