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四面八方的地方事宜，由各地的官员上奏给朝廷，最后一些落到了朱高炽的手中，根据官员们的奏疏，朱高炽了解现在的大明。
西部七省的形势多年来，马什哈德成为了大明西边最边陲的地区，也就是大明最重要的军事重地之一，军事力量的迁移，当地已经成为了大明的门户，拱卫后方的木鹿、撒马尔罕等地。
蒋贵和任礼，两位从西域行省成长起来的将领，谁可以担任马什哈德大都督，成为了至今没有结果的争议。
西部七省虽然有总督，但是下面有几位都督和一些总兵，最初的时候，因为西部七省的形势需要，给与了许多军队特权，如今后方的特权逐步收了回来，唯独马什哈德大都督仍然保留了许多的权利。
最终的结果是木鹿为第二道防线，撒马尔罕等地区则改土归流，形成与内地一样的三司体系，不光稳定地区的形势，也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这是因为大明人在当地占比增加导致的。
因为有了上百万的大明人口，其中军户过半，为大明在当地的统治稳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过半的军户，最多能提供数万的兵源，异地服兵制度，由内地抽调的兵力，当下西部七省的军力，没有势力可以反抗。
但是总有不服的势力，或者因为利益，或者因为形势需要，或者因为文化诉求种种。不过总体上区域平静，因为大明实力强大。
西部七省作为用兵最广，战乱最多，跨度时间最久的军事地区，军队的战斗力无疑发展的很快，已经是不弱于京营的力量。
好几位威名赫赫的将领，皆来自西部七省就可以证明。
“任礼担任撒马尔罕大都督，火真担任木鹿都督，蒋贵调到高丽。”朱高炽结束了兵部的争论，拍板说道。
众臣没有了意见。
西部三名将被分开了，更加融入了内地的军事体系，对大明是有好处的。
然后就是南洋的形势，以及云贵的改土归流。
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哪怕当地的土官们反对声音很大。
在后世西方社会的发展中，社会学成为了引人瞩目的学科，乃至于后世的发展，许多都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学之上，结合自身形势改革。
其中对于社会的发展，包括马克思，以及他深受影响的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黑格尔的观点，提出的社会发展的演进过程。
狩猎——游牧、放牧——农业社会——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进化过程。
那么云贵的土司制度，无疑是落后的。
云贵百姓属于大明籍，无论从文化还是制度，随着云贵不再是边地，经济的外扩，改土归流成为了迫在眉睫之事，否则不利于大明在南洋的统治。
而关键人物的沐晟，他的态度也很重要。
从云南专门返回京城的沐晟，觐见了朱高炽，当着太子殿下的面认真的说道：“臣是大明的臣，绝无私心，只要朝廷需要，臣必然遵照。”
朱高炽露出满意的神色。
沐家在云南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哪怕沐家后期许多子弟不成器，并且在当地为非作歹，总体上还是利大于弊。但现在的大明不需要沐家了，所有权贵的权利都在压缩，沐家当然不能例外。
权贵之家也不能使用奴隶。
工民联合部的权利比个人要大。
连顶级勋贵徐府的下人们也已经解散，使用起了佣工，顶多违规多使用一些来自高丽倭国的女佣而已。
得到了太子殿下的赞赏，沐晟返回云南后，配合当地官府在各地改土归流。
此时。
大明的几万大军在缅甸宣慰司，以及与云南交界的几个宣慰司都深入了缅甸宣慰司的土地，正在大肆扩张劫掠，受到影响，许多云南西部的土司也蠢蠢欲动。
“改土归流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旨在将土司制度改革为流官制度，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更重要的是为百姓们带来好处。”
沐晟的威望在云南很高，招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土官，传达朝廷的旨意。
土官们惊讶的发现，沐晟一点反对的念头也没有，需要知道，沐家可是土皇帝一般的存在，他们愿意放弃这泼天的富贵？
沐晟的态度很坚定，没有留给土官们幻想的余地，失望而归的土官们，有些人无可奈何，有些人愿意接受，更多的人无法接受。
土官类似于奴隶主的存在，他的权利大的没有限制，又没有儒家这类的思想，所以土官统治的地区，实行的为农奴制度。
农奴世代在土地上耕作，隶属于土官，受其剥削和奴役，过着农奴式的生活。
永乐七年的时候。
贵州的地区有位寨长韦万木来朝，自陈所统四十七寨，乞设官，当时朝廷因设西山阳洞长官司，以万木为屯长，所谓的四十七寨并不是全部服从他，例如宣德七年的时候，此地的头领已经成为了李瑛。
多年来的争斗让当地元气大伤，乃至于李瑛绝后，明朝在当地才开始置流官，施行土流并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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