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缺点，从北朝开始，府兵中产生的军事贵族势力抬头，而南朝宋、齐、梁、陈都由军事政变建立，唐高祖李渊祖父为西魏八柱国之一，参加瓦岗军的李密也是关陇军事贵族，这一状况到唐代，终于演变为以“安史之乱”为起点的延续到北宋的藩镇割据局面，造成了五代十国的空前分裂，世袭府兵养出了一批难治的骄兵悍将。
在武后时期，地方上出现了团结兵制度。首先在河南、河北道实行，后又扩展到关内道，其大意是挑选丁户殷赡、身体强壮者充任团结兵，免其征赋，平常要练习弓矢。到代宗时更明确地规定，春夏归农，秋冬集合，并由官府发给兵器、资粮。团结兵是地方兵，主要负责地方治安等事务。
募兵制也就是雇佣兵役制度，我国历史上实行募兵制最典型的例子是北宋、南宋以及元、清。
募兵制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吴起在魏国的强军变法，培养了威名赫赫的职业化军队——魏武卒，此举有利于培养职业化军人，长期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但最大的弊端会导致将领长期统兵，形成军阀政治。正是如此，唐朝中后期，募兵制实行后，由于中央积弱，无力控制全国局面，导致藩镇割据，军阀相互征伐，最终覆灭了唐王朝。
宋朝立国之后，仍延续前朝募兵制度，不论禁兵、厢兵，还是南宋的屯驻大军等，一般都采用招募的办法。灾年招募流民和饥民当兵，成为宋朝一项传统国策。
宋太祖赵匡胤在总结唐朝和五代十国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继续沿用募兵制，同时借鉴唐太宗时期对府兵制采取的“兵将分离”制度，执行“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之策，解除功臣宿将和地方节度使的行政权和兵权，将中央和地方的兵权收归到皇帝手中。
同时，赵匡胤吸取五代十国时期军阀政治的教训，实行“以文制武”的制度，战争时战区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监担任，而且改变战略必须经过皇帝同意。
三国时，曹操曾做过屯兵之举，屯兵与后来的府兵制很一有些相似之处。
按钱穆先生的观点，屯田制与府兵制的生产合作方式不一样。他们都是兵农相混的生产方式，不同的是：
汉代的屯田制，是全农皆兵。把武装集团寄托在生产集团里面。军队只是生产集团的一部分。唐代的府兵制，是全兵皆农。把生产集团寄托在武装集团里面。生产是武装集团的一部分。
屯田制里的民屯一直是农民，主要提供生产。而府兵制的人可以在兵农之间相互切换，既是生产劳动力，又是国防动员兵。所以都说府兵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
然后，屯田中的军屯，他们本来就是有装备的军人。装备更多来自官府配发，组织打造。府兵的装备是却是要自己准备的。
屯田制下，无论军屯民屯，都是要交税的。但府兵制下的农民可以免除租庸调。屯田制是，国家占有了大量生产物资，目的是保障税收。府兵制是，国家养兵不花钱，意在节约经费，处处有兵。
由此，府兵制度赖以存在的基本保障，就是府兵不能失去土地生产所获得的财富。一旦府兵失去这个核心的经济来源，而国家又不给府兵发工资，府兵必然走向崩溃。
屯田逃亡是剥削太严重，而府兵崩溃则是士兵财源流失，地位下降，工作越来越辛苦。
熊槐其实比较认可府兵制，但是府兵制的基础是土地私有制。因为只有士兵有了田，才会心甘情愿地给统治阶级卖命。
所以说，土地所有权的变革是军制改革的基础与核心。
西周时期是土地国有制，但到了春秋时期，井田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此之前，原本各国只对君王分封的“公田”征收田赋，许多贵族就趁机开垦荒地，据为己有，人们称之为“私田”。
“私田”既属于个人财产，又不用缴纳税金。随着农耕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私田更加有利可图，开垦速度远远超过了公田。这种行为使各国税收中农业所占的比重渐渐缩水，影响了国家的整体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鲁国最先实行了“初税亩”。实行“初税亩”之前，鲁国的赋税制是农户向国家缴纳租金性质的田赋，因为土地归国家所有，由个人租用。
初税亩制度将私田划入了纳税范围，农户以土地持有者的身份向国家纳税，相当于承认了土地私有制。
到了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制算是正式确立了。
魏国首先任用法家李悝变法，正式废除了中国传统的井田制，采取“尽地力之教”的政策，鼓励老百姓垦荒，废除原本井田制制度下的土地界限，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同时，对国家境内的所有土地进行测评，估算国家的土地产量，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分配给农民土地，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其后秦国商鞅变法，实际推行的是一种由国家直接向农民授田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农民本身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并且具有一定的期限，土地仍然是国家所有。在商鞅变法的措施当中，土地国有制是其中相当重要的内容。秦国在文化层面的建设较为落后，这在使秦国内部政权更迭较为混乱的同时，也造成了秦国国内贵族政治传统薄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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