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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中国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开始从思想文化方面作出反省。
在那之前，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直到在东西方的碰撞中，被西方列强打得惨不忍睹之后，知识分子才开始全面反省。
先是象梁启超那样的改良派，觉得应该效法西方。后来到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更是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作了全面的否定。在他们笔下，中国的的传统思想文化被批判得血淋淋的，孔乙己那样的迂腐之人，成为中国文人的形象。全中国人沉睡在一座纸糊的屋子里，麻木不仁.........
这种批判在当时而言，是有必要的，不如此不足以唤醒国人。
秦牧把汉唐之后中国一次次面临全境沦陷的原因，归结为思想文化的日趋封闭和僵化，这个观念在清末之前是绝对没有，这对顾炎武和傅青主几人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之前，顾炎武本人对思想的僵化已经有一种隐隐的担忧，他反对八股取士，就是因为八股取士对读书人的思想造成了严重的禁锢。
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还没能把问题上升到这种高度，现在秦牧把问题进行升华之后，让他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澎湃的心潮久久难以平息。
在汉唐时期，中国遥遥领先世界，但是到了明朝，在天文历法、算术医学、物理化学等等方面，甚至连枪炮铸造，都开始要跟别人学习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原本遥遥领先的中国，开始落后于别的民族呢？
顾炎武三人也试图与秦牧辩驳，但当秦牧把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摆在他们面前时，顿时就让他们无话可说了。
秦牧觉得，要改变中国逐渐落后的局面，首先要从文化思想上加以改造，而不是从政体上着手，什么君主立宪制，搞那东西绝对是在找死。
一个国家要想迅速崛起，高度集权绝对不可或缺，一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二战前的苏联，他们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从破破烂烂的状态，一跃成为可以左右整个世界的强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高度集权统治。
象美国那样搞什么共和制，看看他们崛起的时间，经过一百多年的自生自灭，没有外敌侵扰，最后还是机缘巧合之下，在一战中捡了漏才有崛起的机会。
有鉴于此，秦牧绝对不会去搞什么君主立宪制，至少现在不会去搞，那一套东西适合守成，不适合开拓。
咱就是要当皇帝，要高度集权，让整个国家凝聚在一起，才有可能迅速打开局面。
在以往的政治改革中，秦牧所触及的都只是些皮毛，而从未想过颠覆君主制。
一种制度的形成，首先要有思想文化的引导，贸然搞什么君主立宪制，不但不能把国家引向强盛，相反，下场只有一个，自己死得很惨。
制度不能改变，但思想方面一定要加以改造，取消八股取士，这就是他给读书人思想松绑的第一步。
接着，让顾炎武、傅青主这些精英去思考，去探索，去批判儒家唯我独尊所带来的封闭和僵化，慢慢引导人们思想上的转变。
同时适当地引进一些西方的思想加以碰撞，比如慢慢宣传一些“物竞天泽，适者生存”的天诞论。
总之，这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想一天把国人的思想全部改变的念头，都是十分幼稚的、自取灭亡的行为。
“听秦王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臣还有些问题需要思索，请秦王恕罪，臣先告退了。”顾炎武急切地想一个人静一静，于是起身告辞。
秦牧也不留他，有些事得慢慢来，他自己能想通最好，口子一次开得太大了，会伤筋动骨的。
顾炎武一走，司马安和傅青主也相继离开，只剩下秦牧一个人坐在窗下，看冬日的小雪轻轻飘落在宁静的院落里，已是黄昏时分，高墙外隐隐传来大报恩寺的晚钟，清旷悠远。
“钟韵轻飘松外雪；炉烟细袅岭头云。”秦牧感由心发，轻诵了一句，拿起酒杯时却发现杯已干，酒没人斟。
他望了望柳如是问道：“你愣着做什么？过来斟酒。”
“哦.....秦王恕罪，婢子.....”
“好了，本王恕你无罪，你也不象有心请罪的样子。”
这个秦牧倒不是乱说，柳如是虽然成了侍婢，但没有一点下人的诚惶诚恐，就连请罪的口气，也给人“例行公事”的感觉。
柳如是快速地瞥了他一眼，低下螓首去斟酒，这时外头传来韩赞周的声音，并报说黄连山求见。
待秦牧让人把黄连山引进来，黄连山匆匆施完礼，脸带喜色地说道：“秦王，事成了，孙可望突然暴毙，他手下三员大将冯双礼、白文选、马唯兴群龙无首，李定国及时率军赶到，加以招抚，一向与李定国交情不错的白文选率先归附。随后冯双礼、马唯兴也相既归附。秦王，孙可望这个祸去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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