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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在整个明朝统治时期，管理体制和内地各省有很大的区别。
明廷除了在云南设立了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后来又设立了巡抚以外，由于这一地区土司众多，自洪武年间起就遣黔国公沐英世代镇守云南。
黔国公沐氏家族不仅掌握了很大的兵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换句话也就是说，云南在明代处于世袭勋臣和地方流官的双重管辖之下，这样一来，两者之间出现纠葛是在所难免的。
这次沙定洲能迅速占领昆明，沐天波和云南巡抚吴兆元之间的矛盾，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沙定洲突然叛乱，并迅速攻占了云南大部分地区，打乱了西南的格局，对于秦国来说，也许这是一次可以利用的机会。
内阁辅臣和六部大员及刘猛等军中大将到来之后，秦牧让黄连山把云南的突变向大臣们通报了一遍，然后说道：“各位大臣，如今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大秦要不要迅速出兵西南，各位大臣都说说吧。”
崔锋抢先说道：“秦王，此仍夺取西南的天赐良机，一但沐天波与沙定洲分出胜负，再取云南就会困难重重，现在出兵，可利用两者之间的矛盾，迅速抢占云南。”
兵部尚书何亮随后说道：“从湖湘前往云南，大军唯有一条道可走，由湘西沅州经贵州思州府、贵阳府、安顺州、普安州、进入云南的曲靖府，再到昆明。
因此，要取云南就得先取贵州，而至今贵州按察使张耀、布政使曾益、都指挥使陈瑞征等仍奉隆武旗号，不愿归附我大秦，若是仓促出兵，难免一战；
就算我军能顺利打下贵阳，也得先捋顺贵州，否则一直盘踞在四川泸州招兵买马的刘文秀，难保不会趁机南下争夺贵州。
贵州道路难行，派的兵力多了，后勤补给困难，派的兵力少了，一面要应付泸州的刘文秀，一面要分兵入云南，可谓是困难重重。”
崔峰立即反驳道：“何尚书有些危言耸听了吧，我军士卒半数为湖广人，其中很多来自湘西山区，翻山越岭如履平地，贵州那点虾兵蟹将，不堪一击，用不着涨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照我说，尽管打过去就是了，后勤补给跟不上可以就粮于敌，宋大人他们以前行军打仗又何曾带过粮草？”
崔峰所说的宋大人指的是宋献策，宋献策也不以为意，接口道：“目前贵州的兵力主要是布防于东面的思州（岑巩县）和北面的播州宣慰司（遵义）。
东面是为了防备我军，北面是为了防备刘文秀。贵州兵力本就薄弱，除去两处布以重兵外，内部兵力极为稀少，我军一但能迅速突破东面的思州，贵阳必定不能持久。
贵阳若破，再招降播州守军应该不是难事，到那种田地，臣不相信有几个人还愿意为朱明赴死。秦王，臣记得何腾蛟是贵州黎平府人，到时可派何腾蛟回乡招降，定会事半功倍。”
乍一看来，宋献策的话是不错，只是他不知道的是，何腾蛟此人一直没有得到秦牧的重用，原因是秦牧对他的忠诚度持怀疑态度，到目前为止，也只授以一个岳州同知的职务，属于知州的副职。
建极殿大学士诸葛敏对此知之甚深，立即就出来反对道：“秦王，朱聿键还是唐王时封藩在南阳，时何腾蛟曾任南阳知县，与朱聿健相交甚得；
朱聿健在福建称帝，何腾蛟初时曾对人言：‘新上为南阳故人，鱼水之合，吾辈皆有缘也。’后秦王明确反对拥立朱聿健，何腾蛟才不再提此事。由此看来，用何腾蛟抚贵州只怕不妥。”
吏部尚书杨廷麟立即出来说道：“启奏秦王，唐太宗曾有言：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武德年间，唐太宗当时尚为秦王，收降刘武周大将尉迟敬德不久，敬德手下两员将领叛逃，有人猜测敬德必叛，不经请示，囚于军中，力劝秦王赶快杀掉；
王非但不杀，反把敬德放出，并且召入卧室，温语相慰，使之宽心，临别还赠送金宝。敬德被秦王赤诚相待所感动，发誓以身图报，后果为唐立下赫赫战功。
春秋之时，楚庄王赐宴群臣，酒兴正浓，灯烛突为风所灭。有人趁机拉扯庄王美姬衣裳，美姬顺势拽断了那人的帽带，并告诉庄王：把灯点起来就能查到那个非礼之人。
庄王不赞成为这点事让那个醉酒失礼之人受辱，命令大家说，今天与我一起饮酒，不拽掉帽带就表示没有尽兴。于是，群臣都拉断了帽带，燃烛后喝得尽兴而去。
过三年，晋楚交兵。楚军有位臣子总是冲锋在前，奋勇作战五个回合，带头击退了敌人，取得胜利。庄王惊讶地问他，我德行浅薄，又不曾特别优待你，你为何毫不犹豫地为我出生入死？那人回答说，我就是那晚酒醉失礼被拽掉帽带之人。
今我王胸怀天下，有平定四海之志，自应海纳百川，用人不疑，使谋臣忠于内，将帅战于外，尽心竭力，报效朝廷。我王既用何腾蛟为岳州同知，便不应存疑屏弃，如今看来，何腾蛟确为招抚贵州最佳人选，我王便应加爵抚慰，令其忠心不二，为我王尽心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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