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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安当先说道：“秦王，您知道当初大宋朝野为何都认为农夫段义献上的传国玉玺是假的吗？”
“司马先生知道其中的原由？快请道来。”
司马安侃侃而谈道：“首先，段义发现传国玉玺的地点让人存疑，后唐建都洛阳，后唐末帝时，河东节度使石敬塘带契丹军攻至洛阳。末帝李从珂怀抱着传国玉玺登上玄武楼自焚，玉玺从此下落不明；
而宋哲宗时，农夫段义是在陕西咸阳耕地时发现传国玉玺，这地点相差千里。按道理说，如果李从珂没有抱着传国玉玺自焚，或是当时有人抢出传国玉玺，带到咸阳，如此国之重宝，持有人必定视若性命，就算不得不埋藏起来，也定会深埋，岂是一个农夫在地翻耕土地就能翻出来的？”
秦牧颔首说道：“司马学士言之不理，不过，这世间事，总有万一，如此并不足以证明农夫段义所发现的不是真的传国玉玺。”
吕大器接口道：“秦王，不止如此，建安二十五年，曹丕逼汉献帝禅位，建立了曹魏。传国玉玺自然为曹丕所有。曹丕得位不正，心虚使然，便画蛇添足，命人在传国玉玺的肩部刻下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想以此来证明曹魏法统的合法性；
晋代魏，得传国玺，晋怀帝永嘉五年，匈奴部、前赵刘聪灭西晋，传国玉玺为赵聪所得。东晋咸和四年，后赵石勒灭前赵，夺得玉玺；
在乱世中，所有野心家都想给自己脸上贴金，希望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同时贬低、打击对手。于是石勒也画蛇添足在传国玺右侧加刻了‘天命石氏’，以表明自己做皇帝是天命所归；
而农夫段义在咸阳发现，并经蔡京等人鉴定的玉玺上既没有曹丕所刻的‘大魏受汉传国玺’隶字，也没有石勒所刻的‘天命石氏’四字。在玉玺肩部及右侧也没有磨损的痕迹，也就是说，段义所献的玉玺根本不是始皇帝所制的传国玉玺。”
路振飞不屑地说道：“蔡京这等国贼，为了哄骗君上，伪制传国玉玺，但因史学不精，不知其理，徒惹人笑话。宋徽宗对金石书画颇有研究，知其伪。命人伪刻印玺十方，时人有画蛇添足之讥，实则徽宗有淡化传国玺地位之深意在其中也。”
最后司马安说道：“宋哲宗所得传国玉玺本为伪制，后为金人夺去，再流落蒙元，传至林丹汗，多尔衮又从林丹汗手中夺得，献予皇太极，皇太极视为至宝，乃改国号金为清，殊不知所得玉玺不过蔡京等奸臣伪造而已，实在可笑。”
邵华说道：“此次冯新发现玉玺是在洛水北岸，正是李从珂抱玺自焚的玄武楼附近，且装玉玺的铁匣子有大焚烧过的痕迹，这与史载相符。如今应命马都督派兵尽快将玉玺护送回来，再找几个金石名家及众位大臣一同观鉴，以确定其真伪。”
司马安谈谈地加了一句：“臣料想这次发现的玉玺定为始皇帝所制的传国玉玺，我王继承始皇帝法统，天命所归，是以始皇帝玉玺出世，恭喜秦王，贺喜秦王。”
“慢着，慢着，各位大臣先别忙着贺喜，此事须谨慎，先不要大肆宣扬，还是先鉴定真伪再说吧。”
秦牧的顾虑很有道理，本来没有传国玉玺，大家都不去想这事，但发现了传国玉玺最后却被证实是假的话，不免让人联想到秦牧得位的合法性；
甚至别人会笑话这是他自己伪造出来糊弄人的，如果真是这样，不免有曹丕在传国玺上刻字的心虚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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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冯新找到马永贞的都衙，说是有重宝奉献，马永贞正为落阳战事忧心，哪有心思看什么宝物，随口就让亲兵去打发冯新。
冯新按自己母亲所言，说明要献的是皇帝用的御印后，马永贞这才让人把冯新带进衙。
马永贞自己也认不得篆书，根本不知玉印上刻的是什么字，但玉印上五龙交错，栩栩如生，他不敢怠慢，便请洛阳城中一个老儒来鉴定，那老儒一见玉玺，惊呼神物，一口断定这是传国玉玺。
马永贞自己也惊得目瞪口呆，连忙调重兵守卫都衙，并将冯新母子接到都衙来住，命军医为冯新的母亲治病。
同时急急传信秦牧。另一方面，命身在虎牢关的朱一锦立即回洛阳，以五百精锐骑兵护送传国玺回武昌。
朱一锦以三层锦连同被焚烧过的铁匣子一同包起，带着五百骑兵自洛阳出发，过伊阙关，经新野，走襄阳，披星戴月一路飞驰赶回武昌。
秦牧对此事异常重视，特命吕大器、路振飞、司马安、杨廷麟、武炎武、艾南英、罗万藻、宋应星、宋献策、郭都贤等人赶回武昌迎玺，另外还请吴洪裕等八位民间有名的收藏家及金石家一同参予鉴定真伪。
传国玉玺上的文字是秦朝宰相李斯所书，收藏家负责对比玉玺上的字与李斯的小篆是否相符。金石家负责鉴定玉玺的质地及镌刻的年代。
司马安等大臣则要根据正史记载，对比这枚玉玺尺寸、玉色、以及各种特征与史料记载是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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