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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哪个朝代，统一全国的战争是靠君主亲自领兵打下来的，因为中国太大了，绝对不是靠一个人，一场战争就能解决的。
作为君主，如果专注于一场战争之中，就必然会因小失大，难以着眼全局。
要统一全国，必须要有一群能征善战的将领，在君主的统合之下负责具体的征战，这样君主才能站在战略的高度上解决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而世间所谓的名将，都是在一场场战争中锤炼出来的，远的不比，就看朱元璋手下的一群将领，原先多数都是泥腿子，无不是经过一系列战争的锤炼，才成为能征善战的名将。象赵括那样的名将，要不得。
现在，秦牧渐渐将指挥作战的权力下放给手下的将领，就连安庆城的攻坚战，他也交给了刘猛，自己很少插手具体战场指挥；
城下打得如火如荼，双方伤亡惨重，秦牧仍忍住强烈的冲动，没有去干涉刘猛的指挥权。
江东的蒙轲将白花花的银子抬到两军阵前，诱使图赖手下的绿营兵投降，此事给了秦牧非常大的感触。
从这件事情上，秦牧看到的绝对不只是拿银子成功诱使几十人绿营兵投降那么简单，他看到的是利益的巨大能量。
它可以使敌人变成听话的手下，可以使贞节烈妇变成淫妇，可以使高官变成木偶，可以使野鬼帮着推磨。
秦牧经营湖广江西才两年，称王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支持，因为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群体；
他分田分地，使下层百姓得利，使军人得利。
他兴建州学县学，扩大生员招收规模，出钱供养，使读书人得利；
他扶助工商，使商人和手工业者得利；
至于各地的官员，当初多是由秦牧临时任命，这更是最大的获利群体。
所以秦牧称王，这些人都支持，就算他没有大义之名，这些人也一定会支持；
对于多数人来说，自己的利益就是大义。
因此，大义名分固然重要，它可以使别人口服，不至于被人说三道四；但利益分配更重要，它可以使人心服，甘心情愿的跟你走。
由此引申开去，秦牧想了很多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为什么能打败六国，一统天下？如果你答是因为秦始皇雄才大略，那么你只看到了表层。
秦国能统一天下，从商鞅变法时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换个人来做皇帝，只要不犯傻，迟早也能统一天下。
商鞅变法彻底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了新的专制中央集权制，推行郡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重视农产，使秦国出现了“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
同时他的军功制度改革使百姓以私下斗殴为耻，以为国家立下战功为荣，国家战斗力不断增强，富国强兵的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傲视天下。
归根结底一句话，商鞅的变法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秦国多数人的利益均衡。
所以赳赳老秦，敢于死战，敢于死战的军队，往往就是能战死别人的军队。
现在，秦牧手下的军队为什么战斗力比较强，除了严格的训练之外，关键之处也就在于秦牧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每个士兵的利益。
但是，以前兵寡地窄，秦牧可以从江南圈钱来保证辖下军民的利益，现在随着战争不断推进，地盘不断的扩大，需要的兵员逐渐增多，再不可能通过以前那种圈钱的手段来保证辖下军民的利益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些看似空洞的口号，却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究其原因，这些口号其实就是一种利益再分配的许诺。
这些口号的提出，使很多人从中看到了获利的可能，所以有很多人投奔喊出这些口号的人。
秦牧也有自己的口号，那就是驱逐鞑虏，复我衣冠。
但这个口号更多的是一种传统文化次层的东西，他的理论依据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这是抓住了中华传统中的“孝”字来做文章，实际上并没有涉及切实的利益分配问题。
从蒙轲抬银子诱敌归降一事，秦牧深感光是提出“驱逐鞑虏，复我衣冠”的口号还不行，因为这样的口号唐王、鲁王也可以提出。
必须象商鞅那样，有针对性的制定一整套完善的政策，以保证秦国步步壮大，以取得更多人的支持。
此事对秦牧来说，比眼前的战争更重要，眼前的战争可以交给手下的将领，但制度的完善必须由他亲自参与规划，否则就难以保证制定出来的制度在利益分配方面的均衡。
秦牧让李式去传司马安和顾君恩两人，准备先在小范围内讨论一下，以免影响到眼下的战事。
要解决这样重大的课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必须要有足够耐心，反复讨论，步步完善。
司马安和顾君恩两人还没到，大帐外红影一闪，红娘子先闯了进来，看到秦牧正在歪着脑袋“发呆”，这匹胭脂马顿时浮上一脸鄙视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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