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虽然历经变革和重构，但其核心价值仍然要求男性承担供养家庭的重任，对于女性则没有提出同等要求。如果一个女性的学历、思想见识和人生格局不高，生活的主要精力着重于照顾家庭，找工作自然不必向高标准看齐，能糊口足矣。法院为聘用人员提供的待遇条件显然满足不了一般城镇男性供养家庭的需求，而对于学历不高的已婚城镇妇女来说，倒是正好符合其首先照顾家庭，其次挣点钱补贴家用的需求。
与部分社会舆论诟病的“临时工不临时”现象相反的一个例证是，在本省省会市中级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群体却又是当之无愧、货真价实的“临时工”，究其原因在于微薄的报酬与繁重的工作和承担的责任不成正比，导致其聘用制书记员工作的“低性价比”名声在一批又一批招聘来的新人中代代相传。而更加吊诡的是，中级人民法院繁重的工作和提供给聘用人员的的微薄报酬如同一把钢钳齐头并举的两瓣钳齿，其产生的咬合力既能够逼迫其中的无能之辈加速离职，也能够倒逼其中的优秀人才尽快熟悉业务、学到真本事从而更有本钱和实力离职，还能够让不接受这种待遇的人入职之后马上离职，而能够扛得住这双重压力的聘用人员则修炼出了一般在有编制的老法院干警身上才看得见的老油条气质。
笔者在中级法院挂职工作期间看到了工作三年、两年、一年、半年、三个月后离职的，看到了入职一个星期就离职的，也看到了入职十年丝毫没有再谋进步打算的聘用制书记员（极个别），不由得感叹，中级法院的工作环境和待遇条件剑走偏锋地起到了大浪淘沙、去粗存精的作用，发挥了组织人事制度发挥不出的功效，一样能够保证人民法院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
在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改革之前，一名新进法院的年轻干警先在书记员岗位上锻炼10年左右，在前辈和老同志们的传帮带和悉心教导之后方能对审判工作产生深刻的体会和理解，从而走上审判员岗位。但是在改革之后，被困在聘任制书记员岗位上的人要么另谋出路，要么索性沉沦，而改革之后考进法院的在编干警又不同程度地与书记员工作职责脱节，在远远没有积累到足够经验的情况下频繁调动于各部门，甚至于仓促之间就要直接走上审判岗位，而在改革之后填补书记员岗位空白的却是流动性极大、对司法工作的严肃性从思想根子上就缺乏清醒认识、干工作或者追求混日子糊口、或者把书记员工作当跳板、骑驴找马的聘用制人员，其中虽然也不乏认真负责、踏实肯干的优秀之辈，但他们要么因低廉的报酬而迅速流失，要么被低廉的报酬消磨得热情全无后也成为了“磨洋工”的一员，这样一个群体能保持目前繁重的审判辅助工作勉强运转顺畅、不出大乱子，本身算不算得上是个奇迹？平心而论，改革至今的确没有听说因为书记员的工作不称职造成了多么不可挽回的后果，了不起不过是积压几百本卷宗不装订、丢失卷宗材料、开庭时由于庭审记录不能持续而不得不中断庭审等等。只不过这样惨不忍睹的“奇迹”在日新月异的司法大环境变局面前又能持续得了多久？
从当初前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苏泽林宣布改革、《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颁布实施来看，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给人民法院打造一只常设的审判辅助队伍。根据《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这只审判辅助队伍有一个专属的名称“聘任制书记员”，其人员使用政法专项编制，具有公务员身份，享受稳定的福利待遇，但是在行政级别和职务晋升上收到严格的限制和束缚。按笔者的揣测，改革者应该是对改革前书记员队伍的不稳定、不专业产生了切肤之痛，深感有改变现状的必要，同时预见到了未来人民法院将要面对案件数量爆炸般增长的工作环境，那么上述制度设计的意图就在于通过实施“业务人员双轨制”，即在体制上、身份上将审判员队伍和聘任制书记员队伍分割开来，两个群体分工明确、工作职责绝不重叠，以此保持一只数量庞大的聘任制书记员队伍的稳定性，让这个群体持续不间断地为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正常运转发挥作用，同时审判员队伍可以在摆脱掉琐事、杂事、极大地优化了工作结构的前提下专注于办案和写文书，这应该就是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改革所服务的目的——法官队伍专业化建设。
但是，如前所述，改革至今，按照改革初衷本应该在人民法院系统内长期、稳定存在的聘任制书记员群体只是昙花一现，并迅速萎缩至几近消亡，而填补空白的聘用制书记员只能勉强维持人民法院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司法环境一旦产生新的变量，则当前的状态恐怕就是不可持续的。
笔者曾跟系统内的前辈同仁不止一次地交流过：能否结束目前事实上正在实行的“双轨制”，再回到改革前的状态？实事求是地说，根本做不到。不管从聘用制书记员队伍目前正在发挥的作用，还是从这个群体的数量来看，都不可能简单粗暴地将这个群体清退了事。何况如果清退，在政法专项编制已经接近满编的当今，如何填补这么多的人员缺口？更何况在法官员额制正在如火如荼推行的形势下，极其有限、优中选优的审判员岗位也容纳不下人数众多的、具有强烈进步愿望的在编书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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