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李某的反侦查能力极强，现场仅提取到了一枚带着手套的掌印，而无指纹等痕迹物证，直接证据处于缺失状态。且李某到案后拒不认罪，案件陷入僵局。
围绕以上背景，可以探析在该案件的讯问过程中，运用SUE技术进行口供的突破。针对以上事实，可以进行多重建构（可见图示1）：
图示1 证据来源与精确性的分类（以李某入室盗窃案为例）
第一种角度，可以分为证据来源弱（我们有消息知道你最近去了这个小区……）、证据来源强（小区的视频监控显示的是……）
第二种角度，可以分为证据的精确性低（你的车当天停在了小区附近的医院）、证据精确性高（你的车牌号是……）
以上两种角度，证据来源与精确性在讯问过程中可以交互使用，形成一个交叉形式的层级框架。主要分为由弱至强的A、B、C、D四个层级，A代表最间接的证据，B和C代表直接与间接的中间地带，D表示最为直接的证据，如图示2所示。
图示2 A至D四种提问层级
A级：证据来源弱+证据精确性低
我们有消息知道你最近去了这个小区，还开车出入了这个小区附近的医院
B级：证据来源强+证据精确性低
小区的监控视频显示你当天进入了案发现场的单元楼，还开车出入了这个小区附近的医院。
C级：证据来源弱+证据精确性高
我们有消息知道你最近去了这个小区，你的车牌号是……
D级：证据来源强+证据精确性高
小区监控视频显示了你进入了案发现场的单元楼，并且你当天开车出入了医院，你的车牌号是……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以上A至D的信息组合结构，通过逐级出示的方法（先出示A，再出示B、C，最终出示D），会在揭露谎言方面产生较强的效果。
因为在逐级出示的情境下，犯罪嫌疑人为了维护先前谎言的一致性，会不断增加谎言效果，进而在最终的D级证据出示下，会不攻自破，从而使得侦查人员揭露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
如果从一开始就展示D级证据，那么犯罪嫌疑人则会通过说谎的方式维持该种虚假陈述的效果，导致侦查人员却无法拿出比D级更高级别的证据事实，因而会使审讯陷入困境。
也有学者通过国外的SUE技术假设，做了相关的实证实验，以证实该种技术的可行性：研究人员先对195名被试者（女129名，男66名）进行实验，通过三种出示证据模型，来测试揭露谎言的有效性。第一种模式为“在审讯开始，被试者自由陈述之前，出示证据”，第二种模式为“在被试者自由陈述之后，出示证据”，第三种模式为“通过由A至D级的方式逐级出示证据”。经过研究结果表明，第三种逐级出示证据的模式更为有效，而第一种与第二种模式在效果上差异不大。[3]
也有学者将这种逐级出示证据的模式，称之为“滴注式”用证方法（“drip feed”），其认为：
与提前及推迟披露（事实）的技巧相比，一些假设被制定成关于渐进式披露技巧的潜在优势。第一，相比提前披露的技巧，渐进式及推迟的技巧都会增强没有经验的观察者对欺骗的识别效能；第二，相较于推迟的技巧，虽然都有助于识别欺骗，但渐进的技巧更能增强效能。比起提前披露的情形，渐进及推迟披露都能提高发现欺骗的准确性。然而，在推迟的情形下，效能提升是适度的（4%），而渐进式技巧提高了16% 的识别欺骗的效能。[4]
三、新型讯问用证方法对于我国实务的启示
无论是SUE技术还是“滴注式”用证方法，皆认可采取逐级用证的方法会比直接使用证据更具有效果，也更容易揭露犯罪嫌疑人的谎言。因此，我国审讯实务中，也可以采取该种方法以进行试验，从而促使更为有效地在审讯中突破口供，获取证据。
（一）根据案情，设计不同层级的问题
以上述李某入室盗窃案为例，笔者设计了A至D四级提问顺序，通过不断增强证据来源可靠性与精确性，来击破犯罪嫌疑人构筑的谎言堤坝。但实际上任何问题、任何证据皆可以根据内容的不同，设计多种层级的提问顺序，多种组合与排列，以达到揭谎效果。
（二）自由陈述在前，证据出示在后
证据的出示应当放置于犯罪嫌疑人陈述犯罪事实之后，这样的好处在于犯罪嫌疑人在不了解讯问人员掌握多少证据的情况下，会有意地建立防御体系，增加说谎概率，构筑谎言堤坝。而在自由陈述之后，讯问人员根据自由陈述的内容，可有游刃有余地设计提问方式，留有余地地选择使用证据的时机。
（三）避免直接出示证据，应当逐级出示
讯问人员应当避免直接展示手中所掌握的证据，而是应当根据设计好的提问层级，逐步向犯罪嫌疑人展示，这一点在前文已经通过大量的研究论证了其合理性，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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