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进入明代，当朝廷的政治氛围对文人不是那么友好之际，很多读书人果断弃文从贾，以儒经商。
这些从商的儒家学者，讲究传统儒家道德，日常经商中，满口仁义道德，更好以德服人之理。
儒家商人家中既藏货也蓄书，并以蓄得书多而自居；渐渐商人家中藏书成为风尚，一度演变成互相攀比之事。
我们在前边曾说及的宋板书爱文人青睐，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元朝的介入统治，才唐宋的文化出现了断层，唐朝就远矣，宋代还可追，所以宋板书在明代，受到了文人，特别是有钱的文人的追捧。
明代儒商之间的聚会，不再仅仅论营议商，还会赛诗比画，一派风雅之象。
明代的商人更注重后代的文化教育，实行以学固商。
明代的这种变化，却不料因此改变了“士之子恒士，商之子恒商”的世俗观念，不但士商互相转变，更多的是，商人的地位也在悄悄改变，世俗社会不再看不起商人；文人弃贾从商之风，开创了明代社会的新风尚。
明代的商人比以往朝代的商人，更爱学习、更有文化，更懂韬略，累积的财富更快更多，延伸的触爪更广更远。
就像我们凌家，本来一族子弟早已饱读诗书，曾想通过入仕改变命运，但未料到仕途多舛，凌家族人果断从商；凌家子弟亦幸在一直得到家族长辈常年经商的熏陶，对从商早已耳濡目染、逐步通晓。
一个家族的发展，总是与一个时代共浮沉；一个家族的兴衰，总是与家族的决策人相关联。
一个家族必须要有一个有远见的领导者与带路人，方能把家族导向光明的前途。
一个家族更需要有一群好学奋进的子弟，方可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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