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这些叛乱会发现共同的特点，造反的目的都是自己夺取皇权；造反的都是掌握一定资源和力量的亲王、郡王。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没有资源的情况下造反，几乎等同于送死。不过嘉靖年间的“朱充灼之乱”却明显地与众不同，组织和参与者都是一些没有根基的底层宗亲，而且他们的目的也不是皇权。
注：明朝宗室等级共分八等，爵位从高到低及其年俸（禄米）分别为--亲王（一万石）、郡王（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一百石）。
朱充灼是代王首任亲王朱桂的庶支六世孙，到他这一代爵位已经降到了第五等“奉国将军”（宗亲可将爵位传于一子承袭，但其余儿子相应减一等封爵）。虽然爵位不高，但是一年六百石的禄米也应该够朱充灼过上富足生活吧。
实际却并不是这样的。到了明朝中期，宗室经过百年的繁衍，宗亲丁数已经急剧攀升。为减轻宗禄给朝廷带来的压力，从弘治朝开始就针对宗禄进行“削减”。因为直接削减宗禄有违祖制--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朝廷弄了一个很损的办法--“本折各半”。
宗禄不再全部实发粮食，而是将一半禄米折算成钱发于宗亲。一方面朝廷可以大幅度节约禄米的运输费用；另一方面折算成钱的部分朝廷不是发银两，而是发宝钞。
明朝的宝钞（可以理解为明代的纸币）因为朝廷极其失败的货币政策，自洪武年间就开始大幅度贬值，到了弘治朝已经跟废纸没多大区别了。可以说“本折各半”就是一次性扣除了宗亲们近半的禄米。
这还没算完，其后朝廷开始不断地提高折钞比例，到了嘉靖朝达到了六成以上：
郡王、将军禄米七分折钞，中尉禄米六分折钞，郡县主、郡县乡君及仪宾八分折钞。
这么折下来宗亲们看着很多的宗禄，实际拿到手的就没多少了，低阶宗亲的生计就开始成了问题。这不是因为宗亲们饭量大，而是因为他们有爵位。日常出行、参加各种活动都有相关的礼仪要求（车马、随从、服饰、礼仪祭祀用品等等），而满足这些要求都需要花钱。
例如代隐王朱仕壥做世孙的时候就因为缺钱结不起婚（他不是宗禄不够，是被他爷爷朱桂给克扣了），上疏宣宗请求延期让他攒钱。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克扣和积欠，让这些低阶宗亲更为苦不堪言。
郡王禄米俱于亲王府仓上纳，听令按季支用。镇国将军以下禄米、于有司官仓收贮，二次支给。其收粮之际，布按二司、各委府县正左官、公同长史等官监督收受。
将军、中尉这些中下阶宗亲的宗禄并不是直接发放给他们，而是先集中于地方府衙的官仓，然后再二次发放给各宗亲。首先朝廷度支困难的时候不会实数发放，差的部分自然是拖欠着，至于啥时候补，谁也不知道。
其次随着宗藩权势的日益衰落，朝廷官员也越来越不把宗亲们当回事儿了，恶意的克扣、挪用也越来越平常。例如明穆宗做裕王的时候，就被户部官员以缺钱为由拖欠宗禄（拿出去放贷牟利），迫使他举债度日。
代藩所在的大同地区，地处边疆，物产本就不丰，蒙古还时不时南下掠抢，粮赋收入更低。所以宗禄克扣和积欠的问题也更为严重。
以上两个方面的叠加，让很多低级宗亲的生计非常困难。嘉靖年间大同地区的宗亲多次直接上疏世宗诉苦：
臣等身系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数日之中，不曾一食……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行乞民间，有流徙他乡，有饿死于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俯地仰天，无门控诉。
当年太祖朱元章不愿意坐等饿死，作为他的子孙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了。代藩的低阶宗亲们想出了一个解决生计问题的好办法–“索禄”。
这些宗亲们打着索要被拖欠俸禄的旗号，攻击抢劫县衙、官仓和市集。因为他们身份特殊，地方官员无权直接审理和处罚。有恃无恐之下，这帮宗亲“索禄”也就越来越嚣张，连朝廷官员都敢直接抢劫。
皇亲国戚有犯，在嗣君自决。余犯轻者与在京诸亲会议，重者与在外诸王及在京诸亲会议，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许法司举奏，并不许擅自逮问。
朱充灼也加入了“索禄”这一行当，因为他的爵位相对较高，所以成了头目。很快朱充灼就干了票大的，他带人将前来大同赴任的知府刘永给洗劫了。这事惹怒了大同巡抚詹荣，他上疏朝廷弹劾了朱充灼等人的不法行为。
嘉靖二十四年世宗下旨对朱充灼等人罚俸一年，并命代王朱充燿对他们严加管束。对于这些宗亲来说罚俸可谓是致命打击，因为明朝不允许宗亲们出仕、经商、做工或租种田地，作为低阶宗亲他们也没能力去圈占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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