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上川是军中少有的，有治世潜力的人才，在治国方面比雷朝圣悟性高很多。
朱由榔觉得对真正的大才，不仅要用恩赏笼络，用利益捆绑，还得让他们认同自己的理念，共同追寻同一个目标。
他泡上一壶普洱茶，决定深谈下去：
“朕刚登基时，也以为这些士绅是左膀右臂，颇为倚重。可看到李忠良送来的账目抄本，才知道他们给清廷缴纳的税赋，比当初给朕缴纳的要多得多。为何？
难道他们忽然间变得更爱国了吗？只因清廷给他们的选择，不是多交或少交，而是多交或屠刀啊。”
陈上川无言以对，知道这话千真万确。士绅大户千方百计逃避税赋，是百年顽疾。没有雷霆手段，根本无法从他们手里收到钱。
大明有功名就能优免役税，这个传承三百年的制度漏洞特别大。
太祖当初定下规矩，读书人只要有功名就有优免杂役的特权。从举人开始优免额度剧增，官做得越大，优免幅度越大。
他的本意是读书人已经在做官，就不需要干诸如抬轿、修路、打更这种杂活了。比如.一个京官，确实无法回家乡抬轿子。
后来徭役杂役均摊到田亩上，可以用均徭银来代替，杂役实际上成为田亩附加税。官绅本身不需要服杂役，所以也不用缴相关的税银，他们的田地只需要缴纳正税即可。
偏偏大明正税定得特别低，徭役杂役又特别重，地方官府又拥有肆意分配徭役杂役的权力。
只要小小的一个胥吏，就可以连续几年给同一户人家分配最差的杂役，比如说长距离运粮这种亏到姥姥家的力役。
小户人家没有足够家财交钱免役，只能硬着头皮去干这种没有工钱，自备干粮，不小心损失货物，还要赔钱的活。几年下来小康之家就会被榨干弄垮。
大量自耕农为避免被县官胥吏逼得破家，只好把田地“投献”给有功名的人，找一个保护伞。情愿做一个雇农，也不敢再拥有土地。
这样一个个税赋黑洞就产生了。
有功名的人占据大量土地，却只缴纳极少的正税。原有的徭役又被分派给其他没来得及投献的小自耕农，让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
而一个读书人只要能考上个举人，不管之前有多穷，立即摇身一变，成为地主阶级。无数乡里争着把自家田地献给他，以逃避地方官和胥吏们的压迫。
最后，士绅们利用权势财势，连正税都不缴，能拖就拖，能欠就欠。直至把大明的财政全部榨干，枯竭到连皇帝都买不起新衣服的地步。
“这个漏洞太可怕了，所有士人都认为这个特权理所应当。就算最德行高尚，最忧国忧民的士绅，也只不过用捐款的名义慷慨解囊，从没想过放弃免税特权，”
朱由榔脸上露出深深的无奈，叹道：“因为律法就是这么规定的，他们觉得自己从国法上，从道德上都无可指摘。”
陈上川一腔热血报国，最远也只想到怎么争取士绅支持，从未想过在分配制度这种国家根基上改变，顿时陷入了沉思。
良久，他才开口问道：“陛下，士人优免田赋的特权已有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观念根深蒂固，很难改变啊！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
“如今正是变革的好机会。”
朱由榔笑了起来，觉得事情变得有点滑稽，自己被清军打得只剩云南一角，却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
真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哲人诚不我欺。
“现在全国士绅几乎全部成了清廷的走狗，成了反贼。他们害怕朕向他们清算罪责，所以惶恐难安。他们有可能因此成为清廷的忠实拥护者，成为抵抗我军北伐的急先锋。
为了开拓财源，为了团结大多数人，为了打败鞑子，朕不得不妥协。但妥协不是免费的，代价就是他们要放弃免税特权。他们可以选择放弃免税特权，和朕换取叛国之罪的赦免。”
陈上川张大了嘴巴，原来事情还可以这么理解。之前他一直觉得勒索这些大户的家财，有趁火打劫的嫌疑，还是想得不够深啊！
“陛下，上川智不及此。惭愧，惭愧！”
陈上川想了一下，又问道：“所以陛下一定要用缴税的名义，而且把数额定得这样低吗？”
朱由榔点头表示同意，忽然又问道：“你想过不收任何田赋吗？”
陈上川大为震惊，脱口而出：“那国家怎么会有税收，这岂不是和陛下刚才的说法背道而驰吗？”
“我说的不是免除所有税收，只是田赋。而且不是现在，那是未来数百年的目标。”
朱由榔知道对方肯定不能理解工商业一旦解开束缚，会对生产力发展带来多大的推动作用。
据陈安德所说，胡克已经在英格兰崭露头角，牛顿、莱布尼茨等人可能很快就会大放光芒。最多还有几十年，西方就会迎来第一次工业革命，世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自己能长寿一些，说不定还能看到第一台蒸汽机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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