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本文中论及人事得丧几句，自明代始，却引起了一场前文提及的讽与不讽的公案：有人认为文章有讥刺陈希亮之意，有人却以为否。“讥刺”说者道：“《喜雨亭记》，全是赞太守；《凌虚台记》，全是讥太守”（《三苏文范》卷十四引杨慎语）；“太难为太守矣，一篇骂太守文字”（同上引李贽语）；“苏公往往有此一段旷达处，却于陈太守少回护”（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卷二十五），等等，不一而足。而持异议者则说：“盖其胸中实有旷观达识，故以至理出为高文。若认作一篇讥太守文字，恐非当日作记本旨”（《古文观止》卷十一）；“登高感慨，写出杰士风气，卓老（即李贽，下文李卓吾同）谓骂，非也”（《苏长公合作》卷二引陈元植语）；“李卓吾谓是一篇骂太守文字。然宋朝无不识字之太守，岂有骂而不知，知而复用乎？”（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五）阵势大致相当。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有段记载说：“陈希亮，字公弼，天资刚正人也，嘉佑中知凤翔府。东坡初擢制科，签书判官事，吏呼苏贤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贤良也。’杖其吏不顾，或谒入不得见。……东坡作府斋醮祷祈诸小文，公弼必涂墨改定，数往反。至为公弼作《凌虚台记》……公弼览之笑曰：‘吾视苏明允（轼父）犹子也，某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若邵说可信，则本文显然不含讥刺太守之意，否则，对苏轼要求如此严格的陈公弼，岂能“不易一字”？此其一。其次，如前所述，废兴成毁之论本是诠解、发挥其所命名“凌虚”之意，由物而兼及人事，由人事之得失论及台之不足恃、不足夸，顺理成章，不能狭隘地纳入讥刺之轨。再次，作者彼时正当从政之初、希冀奋发有为之时，于就题发挥、随势生发之中，流露出希望多作些有利于人的事业，以垂诸久远的思想，是勉人，亦未始不是自勉。因此，“讥刺”说难以使人折服。诚然，一言以蔽之，本文无非是在发挥老庄齐得丧的论调，然而推而广之，带出勉人兼以自勉的结论，却又有其不容忽略的积极用意在。
本文最足称道之处，首先是叙事、描写、议论的错杂并用。记，本是“纪事之文”（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记》引《金石例》语），“以善叙事为主”（同上引真德秀语）。苏轼却不主故常，其“记”多以叙述、描写、议论间错并用，而尤以议论见长。本文的格局即是首段叙事，次段描写，末段议论。而妙在叙事文字并不纯作记叙，却与议论交织而出；描写文字亦非全属描写，其间又杂以叙事成分；大段的议论，则又与台周景色、台址昔日荒凉的描写，以及历史陈迹的叙述，虚虚实实、水乳交融地糅和在一起。如此，便使全文叙事、写景议论化，而议论则又形象化，突破了“记”这种文体的常规写法。
其次，是其议论文字写得貌似游离，实连意脉。以大段议论作为文章主干，已迥别于一般景物记，而其所发之论，又在一步步地宕了开去：先自总体到个别——由总体的物，论及个别之物的台；继又自古及今——由今日之凌虚台，追论到古代秦、汉、隋、唐的故宫；复又自物而入人事——由物（台）之不足恃，推论到人事的得失，一步远似一步，好像游离了知府求记的本旨，实则不然。他的随势生发，无一不在紧连“凌虚”的意脉：废兴成毁的物（包括个别的今之台与古之宫），与忽往忽来的人事之得失，都“不可知”、“不足恃”，亦即都是世间凌虚之物、凌虚之事——由此可见，他始终在诠释、在阐发着此台命名之意，紧扣“凌虚”，有的放矢，由此及彼，往复取势，做足了“凌虚”的文章。最后归本于“足恃者”，属借题发挥，依旧连着题的意脉。难怪林云铭要惊叹其行文之妙：“行文亦有凌虚之概，踊跃奋迅而出，大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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