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论述人才取舍，立足于治国济世。王安石以政治改革家的眼光审视人才问题，其耳目心力，一直渗透到造就人才的学校和科举考试方面。当时的现状，正如他在《万言书》中所指出：“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因事析理，反复剖白，从现实存在的问题，谈到科举制度的改革，而在布局结构上，精心安排，有条不紊。自第二段起，分三层下笔论说。第一层是从正面阐发，作为文吏应具备必要的才能，掌握施政的要领；作为儒生，除训习句读外，必须熟习典礼、制度等。这样施之职事，才能为国家所用。
第二层指出当今考试的弊端，策问进士，“但以章句声病”；策问经学，“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这样取士会使那些愚顽不敏者得以进取，而才能出众者视为多余，其严重后果，必然导致世俗“相为浮艳之作，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也”。这里充分表露了作者对当时浮艳空洞文风的轻蔑与不满。
第三层是面对现状阐明自己的见解，如他认为策问进士要了解他们对于治国大计、政教得失以及安边之策等方面所掌握的实际知识，而“不直以章句声病累其心”；策问经学也“不独以记问传写为能”。这样决定升黜取舍，才能选取真正有用于国家的人才；实际上是为推行改革选拔一批新的人才。“汉家故事真当改，新咏知君胜弱翁”（《详定试卷》二首）。后来王安石在熙宁四年（1071）所拟《乞改科条制札子》中明确地提出：“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表达了作者迫切期望造就改革人才的心情。
王安石的议论文往往喜爱援古据经，而断以己意。这篇文章就是通过据经用典、古今比照的手法，既指出当今科举取士所存在的问题，又阐明选取治国安邦人才的重要，显示出议论与现实密切相联系的特点。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五谓其“论议人主之前，贯穿经史古今，不可穷诘”。但从本文的中心议论来看，作者并不拘泥于儒家经典，而是有着托古改制的味道，体现了他的议论文所独有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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