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指出，本文第四段是对北宋政治的严厉批评，而第三段从字面上看，不能不说是对仁宗皇帝的颂扬，但这里不仅有苦心，更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机智和写作技巧：原来是用了欲抑先褒、寓抑于褒的手法。比如第三段花费了不少笔墨赞颂仁宗的恭俭宽厚，但充其量是一种抽象的肯定；而第四段的“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岂不是对前说的具体而彻底的否定？所以在评骘此文的思想性时，不宜笼统地斥责作者是在美化和吹捧宋朝的几个皇帝，而应该公正地肯定作者苦心孤诣地撰写此文是冒死进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变法图强。在这一点上——即在正直无私地从事变法革新的胆量方面，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是当之无愧的。至于因受到种种局限，对北宋前五代皇帝说了一些违背事实或相当过头的好话（比如把北宋对辽和西夏的妥协政策，说成是“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等等），不能不说是对北宋统治者的一种有意的讳饰。又比如，他还避开了王小波、李顺等农民起义以及澶渊之役后开创用岁币求苟安的恶例等等，对此必须一一予以必要的鉴别与批判。
总起来说，本文的特点是思想深刻，立意高远；说理透辟，措辞委婉；借题发挥，旁敲侧击；结构缜密，逻辑性强。作为政论文一种的“奏章”，本文更有不枝不蔓、简劲精洁的特点。对于这一特点前人曾有所评述，如“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陈骙《文则》），“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刘熙载《艺概·文概》）。本文正是这样，如第二段在赞颂北宋诸帝政绩时，对太祖所用笔墨较多，对其文治武功作了较多揄扬，这是必要的，而对于其后四帝的称颂用字极为简约：“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这种称颂本身虽不尽可取，但其用字之“简贵”，颇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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