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之言
作者：【唐】罗隐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1]。故人亦然。
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耳[2]。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3]。牵我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4]！”楚籍则曰：“可取而代[5]！”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6]。
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矣[7]。
注释：
[1]物：这里指生物、动物。盗：指加害于身的外敌。[2]不常其性：不能始终保持这种品性。常性，即上文“退逊之心、正廉之节”。[3]涂炭：污泥和炭火，喻困苦境地，犹言水深火热。《尚书·仲虺之诰》：“有夏昏德，民坠涂炭。”[4]西刘：秦亡，楚汉相争，汉在西，故称刘邦为“西刘”。居宜如是：概括《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艳羡秦帝豪华生活所说的“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5]楚籍：项羽，名籍，后自立为西楚霸王，故称楚籍。《史记·项羽本纪》载：秦始皇出游会稽时，项羽和他的季父项梁看到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6]靡曼：奢侈、华美，指宫殿服饰。骄崇：骄贵尊崇，指地位作风。[7]逸游：舒适游乐的物质条件。窥：窥伺，犹言暗算。
赏析：
本文选自罗隐的《谗书》。《谗书》是罗隐抒写杂感的小品文集，编成于唐懿宗咸通八年（867）正月。其自序云：“有可以谗者则谗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后，有诮予以谗自矜者，则对曰：‘不能学扬子云寂寞以诳人。’”鲁迅曾说：“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这篇《英雄之言》，推衍《庄子·胠箧》“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论点，进一步指出以救民为号召的英雄们，其真正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而已。
文中所谓“英雄”，实则是指那些窃取高位、夺得重权者。他们口中之“言”，多为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倾危的冠冕堂皇的高调宏论；而他们心中所思，却是追求高楼大厦的住处和锦衣玉食的生活。“英雄”们以其言掩其心，以其言惑于众，以其言逞其欲。作者褫其华衮，裸其本质，使人认识滔滔英雄者，皆如是也。
作者写“英雄”言与心的不一、表与里的相违，先从物的“韬晦”写起。动物韬光晦迹（收敛光芒，隐藏踪迹），是本能。这种本能是出于防范外敌，保存自身。揭示了这一普遍规律后，以“故人亦然”一语即切入本题。人的韬晦，也是“防乎盗”。而“盗亦人”，盗只是人性的异化，“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耳”，不能始终保持谦退、正直、廉洁的本性，那就成了“盗”。盗玉帛的，说是被饥寒驱迫；盗国家的，却说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受饥寒之迫，不必苛责；说救民于水火，按理应以百姓之心为心。可是那些以救世主自居的英雄内心究竟如何呢？当年刘邦到咸阳见到秦帝豪华生活和壮丽宫殿，不胜羡慕地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和他的季父项梁在会稽见到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作者认为他们都是见到帝王靡曼、骄崇的生活，泯没了“退逊之心、正廉之节”，已丧失了“以百姓心为心”的良知。他们高喊“救彼涂炭”，实为欺世诳众。
文章结束部分，由“英雄”推及“常人”，点出人多向往“峻宇”“逸游”，只是人们往往以“英雄之言”掩盖其不雅、不洁、不仁的内心罢了。
一般地说，罗隐的小品文放胆抨击唐末藩镇、官宦、朋党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权利之争，揭露嗜权鸩欲者的伪善，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确实是光彩烨烨，锋芒锐利，对后世也不失其鉴戒意义。当然，罗隐毕竟是封建社会的进步文士，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受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英雄之言》中既有揭露“窃国”的“英雄”伪诈的一面，又有儒家“性善”说的腐见。他认为那些盗，是“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那些“英雄”，也是“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人的本性应该是有着“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的。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我们决不能以此苛求古人，从而贬损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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