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威王府不服皇帝管束，一怒之下起兵造反，这是外姓臣子的犯上作乱，即使冠以勤王之名，多少也是备受指责与谩骂，可若是楚王李承杰起兵，则有所不同。
自家兄弟之间相争，名义上多少还是比外姓王造反作乱要好听，而且李承杰本身就有先皇之子的身份，世人的指责也会少很多。
正是能够清晰认识到楚王李承杰的威胁性，皇帝李承安才在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对他格外防备，并通过各种手段，不断试探他的实力，想要彻底弄清楚李承杰掌握的力量有多大，楚王府帐下军兵究竟有多少。
连续八个月的时间，李承杰自从漓江兵败，便察觉楚地局势危急，先后数次向朝廷求援，却被李承安一次次搪塞，其实心中早已满腹怨恨。
可如今楚地的形势一天差过一天，李承杰万般无奈，也只能一次又一次向皇帝李承安低头，但每一次收到即将派发援兵的回复，却从未见到一兵一卒南下援楚。
李承安面上也为楚地的局势着急，但实则心中喜大于忧，毕竟这是一个天赐的良机，可以让他不费一兵一卒，不用背上任何一个不好听的名声，就能打击楚王李承杰的势力，尤其可以大量损耗楚王府帐下的军兵，只要经此一役，对于楚地的控制就容易的多，李承安也可以高枕无忧。
在李承安看来，尤其是根据他收集到的具体情报分析看来，闽南王从闽越一带的山地隐忍多年，即使强势反击，充其量也没几个兵，以李承杰在楚地的势力，没有理由抵挡不住。
事实也确实如李承安所预料，闽南王此次起兵复国，手中马步军合计不过十多万，即使收纳了一些楚国旧民，以及一些投诚的军队，至今也未超过二十万之数，比之楚王府其实还有不足。
但作为一个从未真正亲自领兵的皇帝来说，李承安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没有清晰认识到不同的军队，其战斗力有着很大的差别。
李承安对军队的认知，还停留在军队的数量与装备占据决定性的高度，对真正常年征战与养尊处优的少爷兵，没有清晰的认知，就好比李承安本人知道北境威王府帐下，十二营玄甲军乃天下精兵，可他并不知晓其玄奥之处。
而基于并不清晰的认知，李承安近些年一直出于应对北境军的原因，不断从自己的观点强化着长安城的八万禁军，从将士的盔甲武器到军饷，无一不是天下一等，也自负地以为这八万禁军的战力也是天下一等。
可只有真正领兵征战的将领才知道，长年累月与敌军厮杀，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将士，与身处繁华帝都纵享声乐的少爷兵，有着最本质的区别，而楚地如今的局势，正是因为这一点造成的。
闽南王熊壁隐忍近一个甲子，从最初的数十骑相随，在茫茫大山中不断收集残部发展壮大，最终编练出一支八万人的军队，虽是历经苦难，却也成效显着。
而且这八万人不仅仅有两万水军，还有一万轻骑，最重要的是山地练出的五万步卒，其彪悍几乎不弱于羌族的军士，而因为常年与楚王帐下戍守的边军交手，同时常年累月与西南方的各蛮族交战，熊壁手下这八万人，比之楚王养在楚地各重镇的府兵要强悍不少。
尤其是在漓江一战之中，李承杰判断失误，手下将领也用兵不当，最终使得楚军之中仅有的三万训练有素的水军，与四万两江边线抽调而来的边军落入包围之中，七万精锐或死或降，致使楚军元气大伤。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李承杰才意识到形势十分危急，以至于让他不顾面子，也要拉下脸向皇帝求援，因为当下闽南王手下的旧楚军队携大胜之威，势如破竹已经连克多座重镇，整个楚地确实是危在旦夕。
李承杰确实是心中焦急不已，可皇帝本人并未察觉，反而继续认为这是削弱楚王的机会，同时也认为他还有隐藏的力量尚未使用，必须要逼楚王李承杰主动拿出最后的底牌。
皇帝的如意算盘打的不错，他本人也自负且洋洋得意，众多不明所以的朝臣也配合着演戏，但真正看清了大局的人则是一直默不作声，心中各有打算。
陆文桢是文官，当然对于军旅征战之事不熟，因而也不好过对置喙，但柳谢作为名震天下的周朝大将军，不可能看不出楚地真正的危机，但他也从始至终保持着沉默，包括今日朝堂议政，李承安又装模作样地拿出楚地一事与朝臣议论，仍旧是一言不发。
大周的国土江山，是老威王程知节领兵打下来的，但随后长达数十年的各地反叛，以及周边海瀛、大宛、羌族以及北燕的入侵，则是主要靠着程烈、柳谢以及赵风云几名大将。
尤其是柳谢也是出自金陵柳氏，对于南境楚地比较熟悉，几次旧楚部众的叛乱，也是由他亲自领兵剿灭，当时就对整个楚地的地域、关隘险要，以及各种优劣势都看的十分清晰。
后来老楚王出镇旧楚国都，随后又是李承杰承袭王位，柳谢仍旧密切关注着楚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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