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打趣道：“您知道的，我是个自然哲学研究者，如果从逻辑学的角度出发，这句话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是最腐败的。但仔细的想想，这句话又是对的，因为哪个地方最腐败，这主要取决于发言者现在居住在哪儿。当你没在这里定居时，它是清廉的，当你在这里定居后，它就成了腐败的，这就叫做腐败与清廉的二象性和测不准原理。”
赫尔岑被亚瑟一本正经的解释逗乐了，不过他还是想争辩道。
“或许在官方场合，大伙儿都一样。但问题在于，俄国在民间场合也有这种臭毛病。等您去了莫斯科的舞会上您就知道了，我们这儿最喜欢对您和洪堡先生这样的权威顶礼膜拜、附庸风雅了，见面就是一句‘久仰久仰’。可实际上呢，久仰什么呀？他明明前几天才知道您是干什么的，知道您是个自然哲学研究者，但就因为他听说您是个学术权威，于是立马就对您肃然起敬了。
还有莫斯科的闺阁名媛们，她们把音乐家通通视作风流倜傥的多情公子，大家只听音乐家一个人讲话，只与他一个人谈话，只回答他的问话。那场面，就像是旅客在村道上套马时，农家孩子津津有味地围观他和他的马车和帽子。妇人们就喜欢挤来挤去的凑热闹，站在这些名流的面前问长问短、嘘寒问暖。明明人家只是说了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她们都觉得这是气度非凡的表现。这简直庸俗过了头，活让人家把俄国给看扁了。”
愤青赫尔岑的言论对亚瑟来说也不算特别新鲜，毕竟他从巴黎到莫斯科这一路上碰见太多这样的小青年了，甚至原先他在伦敦街头当臭脚巡的时候，他也抱有同样的看法。
因为英国的妇女们同样喜欢挤来挤去的凑热闹，听个帕格尼尼的演奏，剧院随时随地就能晕倒一大片。
而在巴黎呢，情况显然更糟，因为钢琴之王李斯特和钢琴诗人肖邦都是常驻当地的。
李斯特的雪茄头在巴黎市场上能卖出天价，这可不是‘李斯特的御用小黑子’海涅胡编乱造出来的。
虽然他没亲眼看到过李斯特抽剩的烟头，但是亚瑟在巴黎的歌剧院里曾经亲眼看到过夫人们到后台哄抢过肖邦的燕尾服和他喝过水的瓷茶杯。
海涅这家伙天天写文章攻击李斯特，但却依然能在巴黎活蹦乱跳的蹦跶着，这还是多亏了19世纪没有互联网。
要不然，他早就被李斯特的粉丝们给‘线上开盒，线下真实’一条龙了。
当然了，海涅的粉丝倒也不是一点战斗力没有，毕竟他是位大诗人，在欧洲同样坐拥无数拥趸。
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这年头文艺偶像的吸粉程度排序里，音乐家就是大于诗人的。
当年帕格尼尼在伦敦举办的演奏会可是把负责伦敦治安的苏格兰场累得够呛，不过好在亚瑟后来也成钢琴家了，所以他倒觉得还好。
当然了，在赫尔岑这个年纪，由于见识还不够多，肚子里有牢骚也是正常的。
和年轻人也没必要争论，把他自己扔在那里过上五六年，他自己就会明白错了。
不过，年轻人里面偶尔也会出些犟种，比如永远29岁的亚历山大·仲马先生。
亚瑟转了个话题道：“我眼下主要碰上了这么一个问题，我想去莫斯科大学的校园里瞧瞧，但那里貌似对外界是不开放的吧？”
“一般情况下是不开放的，不过有些特殊情况。”赫尔岑热心的给他介绍着自己的母校：“比如说公开讲座、学术会议、演讲等等，这种活动一般都是对非学生群体开放的，但其中大部分都需要收到邀请。不过，以您的身份，想要弄到这种邀请易如反掌。您要是有需要，我到时候领您去克里姆林宫办个申请就行了。”
“国土衙门还管这个吗？”
“自然是不管的，但是管不管和这没关系。”
赫尔岑解释道：“俄国的很多条例定的都很死，但执行起来是另一回事，比如说我这个国土衙门的工作。其实我在进大学之前，我父亲就央求尤苏波夫公爵让我在克里姆林宫管理处挂了名，三年后我从高中毕业正好升成了准尉。但是，按照规定呢，有了官阶的在职官员是不能参加莫斯科大学的入学考试的……”
亚瑟讶然道：“为什么？”
赫尔岑呵呵笑着：“这是因为对于官员，莫斯科大学有专门开设的夜校，夜校招收的学生全是准备参加‘委员会考试’的官员，就是升八品的那个考试。因此，一切有钱的懒汉，不学无术的公子哥，那群不愿服军役又急于捞取八品文官头衔的人，都可以通过上夜校这个途径参加委员会的考试。夜校就像是莫斯科大学的老教授们开采的金矿，他们一堂课就能收到二十卢布，所以自然不想断了这个财路。”
亚瑟恍然大悟，旋即问道：“那您当年是怎么绕过去的？”
赫尔岑大大咧咧的回道：“当然是因为我父亲又去找了尤苏波夫公爵。尤苏波夫既是贵族老爷，又是鞑靼人，他用他特有的方式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他把秘书叫来，命令他给我写了一张准假三年的证书。秘书有些为难，战战兢兢地报告说，没有皇上的批准，官员假期最多不能超过四个月。公爵不耐烦地对他说：‘真是废话，老弟，这有什么难处？好吧，不能请假，那你就写，我派他进修科学——上大学深造。’秘书写好了，于是第二天我就坐进了莫斯科大学数理系的梯形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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