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子监读书的郭洵知道秦刚以及他新作的《金鸡报晓》，完全由于两个在国子监挂名旁听的外地学生，他们作为外地在京学生，参加了年初六在中太一宫的聚会，继而迅速地将这次精彩的场面与细节传播到了国子监。
同样，重新再任国子监国子司业的赵挺之也看到了学生传抄的这首诗。
“哼！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尽管赵挺之还是在心底里为这首诗后两句的气魄与眼界暗自赞叹，但是他在口头上，依然是要对其嗤之以鼻。
不为别的，只为这秦刚是秦观的族弟与弟子，而秦观，又正是苏轼的得意门生，而苏轼，则是他赵挺之最看不顺眼的人了。
其实赵挺子在元佑六年就曾第一次担任国子监的国子司业，这个官职虽然只为正六品官，但是由于担负着管理国子监的人事、财务、设施、课程等各方面的管理工作，基本就是国子监最高长官祭酒的副手，实际上就是意味着掌握了大宋培养与选拔高端人才队伍的关键位置。
所以，一般情况下，能够担任国子司业的官员，很容易以极快的速度升入吏部及礼部。
但是赵挺之却被卡住了，时任礼部尚书的苏轼，对他的评价为“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简直就差直接指着鼻子骂他是一个混蛋了。
所以赵挺子的国子司业做了两年，不仅没有升官，甚至还被一脚踢出京城之外，去任京东路转运副使，虽然也是一个正六品的官，但是京官外放却没有升官阶，就相当于被贬。
好在眼下朝堂中新党翻身，正在四处聚集力量。
赵挺之在旧党迫害新党的“车盖亭诗案”中，也是受害被贬的官员。那么，从新党的逻辑来看，凡是旧党迫害的，必是我们需要召回的，更何况赵挺之在任德州通判时，就曾积极地推行市易法，也能算得上是个新党中人了。
于是，在新年到来之前，赵挺之终于又回到了京城，暂时还是担任国子司业。
不过，关于他的新任命也已经讨论结束：太常少卿，这一官职，不只是意味着他的品阶可以升到正五品，更是成为了确保为他下一步继续升迁的极佳跳板。
三舍法是王安石变法中对于科举制度的一项重要变革，它改变了国子监的基本功能，让太学不再是一个只负责教育的学校，而成为可以直通官场的渠道。学生进太学读书，官员子弟可以免试入学，平民子弟需经考试合格入学。学生根据学习成绩在学校考核，分别晋入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学生可以免解试去参加省试，内舍可免省试直接参加殿试，而上舍则可以直接获进士出身授官。
同样，元佑初年，尽管有许多旧党人士看到了三舍法的优势与好处，但作为新党的“恶政”，是一定会被限制、修改并废除的。于是，国子监并未能完成彻底取代科举取士的最终机构，而是逐渐恢复了其在京城的官办教育机构功能。
所以，由于临近省试，国子监的学生在正月初五之后，便陆续回来读书备考，而他们对于秦刚在中太一宫表现的评论，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因为，元佑年间以来，关于科举制度的反复变化，除了三舍法的停止之外，其实最严重的应该是关于诗赋与经义的争论。
比较好玩的是，不仅赵挺之等一批“安石余党”坚持之外，旧党的领袖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居然也少有地坚持经义取士。
而以苏轼、梁焘为首的众人则坚持诗赋取士。然后再有苏辙等一批调和派索性提出“诗赋、经义两存”。
实际上，由于在元佑年间，苏轼在主持省试方面的引导，考生绝大多数都选择了诗赋科，经义科已经消解殆尽。在高太后垂帘的末年，最终下决心在殿试中也放弃策问，恢复诗赋论三题，且规定再经过一届消解，此后殿试“全试三题”。
不过，眼下赵煦完全亲政，新党之人不断回京任职，就连国子监的国子司业也恢复成了之前的赵挺之，绝大多数的学生对于今年的省试及殿试的变化趋势，都是押宝在了“废除诗赋”这一点上。
秦刚作为秦观首收的学生，自然有着不一样的身份含义。而他在中太一宫所作的这首别出心裁的词，则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赞赏者指出，谁说诗赋无用？恰恰是这首《金鸡报晓》，体现出了不拘泥于传统与格律的限制，同样抒发表达了作者的实用情怀，又体现出了极深的诗赋功底，这就是朝廷想要录取的真正的人才。
而反对者则讥笑说，正是诗赋难接地气、华而不实的固有缺陷，才让诗题遇上了像“鸡鸭”这类俗物时，才会作出像秦刚的《金鸡报晓》这首不伦不类的诗作，以致于贻笑大方。
而也因为这两种意见的对立，让众人对于秦刚的政治立场也产生了各种猜测：
前面的人则因为他的师承身份，以及解试中的诗赋成绩，十分笃定地将其划入旧党一群。
但后面的人则认为秦刚的个人思想、策论观点，包括借助《金鸡报晓》这首异类诗的创作，都是在表达他对新法的认同以及革除旧弊的个人观点。而且支持这一观点的人，还找出了秦刚在京城里先后拜访过李清臣家与郭知章家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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