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奴隶问题了。
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讲，奴隶制是十分危险的，如果奴隶人口远远超过你的公民人口，那问题就有点大了，慕雅依无法保证奴隶不会为了摆脱困境而起义。
所以说慕雅依必须限制奴隶人口并在奴隶人口之前设立阶级对立，防止奴隶团结起来。
由于猫娘人口的增多，所以之前为了防止精灵奴隶的的起义而进行的针对性方案可以放下了了，供给给精灵足够的口粮，供给给精灵足够的衣服，不过为了防止精灵们吃饱了闹事，慕雅依决定学习前世的先进经验。
在前世的蓝星，对于心理的研究，可以说已经十分深入，下面我们就来讲讲一个案例吧：1973年8月23日上午，一个叫奥尔森的劫匪走进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内的一家银行。
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瑞典的首都，诺贝尔的故乡。奥尔森并不是斯德哥尔摩人，他来自瑞典的南部。在他进入银行前，银行的所有工作都井然有序；直到奥尔森端着枪朝天花板开火，里面的职员才惊慌失措，电视媒体也开始直播这一案件的过程。
另外3名女职员，分别叫克里斯汀、比尔吉塔、伊丽莎白。3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当然不敢反抗奥尔森，奥尔森有他们在手，便向闻讯赶来的警方提出要求：
他要警方把克拉克·欧洛夫森从监狱里放出来，他还要警方准备1辆车、300万瑞典克朗的现金；车是他用来逃跑用的。
为了银行职员的安全，警方暂且满足了奥尔森的要求，欧洛夫森被放出，来到银行与奥尔森“并肩作战”。但奥尔森想带着4名职员一起开车离开，警方自然不同意，双方陷入长达5天5夜零10个小时的对峙。
在此期间，4名职员一直和奥尔森待在保险库里。这场案件迅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制造案件的奥尔森，期间竟然通过一些手段改变了女职员的心理偏向：比如，克里斯汀说自己很冷，奥尔森便把厚实的外套披在她身上。
克里斯汀晚上做噩梦，惊叫着醒来，奥尔森安慰她“没事的，只是个梦而已”；再比如伊丽莎白说自己害怕这样幽窄的空间，奥尔森便允许她在脖子上套着9米多长绳子的前提下，去金库外面透透气；比尔吉塔担心家里的儿女，奥尔森便允许她打电话。
但奥尔森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他曾经威胁要杀了唯一的男职员斯温，也曾经恶狠狠地掐着女职员的脖子，要挟警方。4名职员曾经短暂出去上厕所，但他们并没趁机逃跑，而是乖乖回到奥尔森的身边。
8月28日晚上，警方使用催泪瓦斯，奥尔森不得不投降；万万没想到，这4人竟然开始帮奥尔森，他们坚持要奥尔森和他的好哥们先走，以确保两人安全；女职员克里斯汀甚至当众喊要跟他们一起走，他们去哪自己就去哪。。
虽然奥尔森最终入狱了，但关于他的故事，却并没有结束。奥尔森明明是个罪犯，此案中的女职员却因为主观接收到一些小小的“善意”，又长期与他处在共同的的环境中而生出好感、依赖性。
奥尔森入狱之后居然还抱怨，抱怨这些职员太配合，以至于他没有更过分；女职员克里斯汀在对峙过程中表现得最为乖巧，当奥尔森试图朝斯温腿上开一枪，好让警方忌惮时，斯温不肯，克里斯汀还骂他无能又懦弱。
她们在大庭广众下喊着：“不要伤害他(奥尔森），他没有伤害我们！”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们反而对警方在僵持过程中，几次主动潜入银行救人使得形势紧张起来、以及切断银行对外通讯、承诺不使用催泪瓦斯最后还是不得已用了的行为表示愤怒。
奥尔森的“好哥们”欧洛夫森自然也回到了狱中，他开始给克里斯汀写信，两人发展出了一段恋情；至于奥尔森本人，也接收到了不少女子的示爱。
精神病学家将这些人质在这场事件中的表现其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在之后的心理学家的不断研究总结后，总结出来了斯德哥尔摩效应。
斯德哥尔摩效应，又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是指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性、甚至协助加害人。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如果说如何培养出最忠诚的奴隶，那就向奴隶展示残酷的同时时不时展示仁慈的一面，通过心理影响奴隶，使得奴隶变得忠诚。
每天奴役与压迫精灵，但是却又吊着精灵一口气，并通过暗示的方式精灵这是出自于自己对于精灵的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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