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国家，就必须要提提国家起源了。
亚里士多德所言：“人生来就是政治的动物。”其所述国家之起源，即由于人类繁殖所需的一对男女以及生来就为主人与奴隶的相互保全欲求，自然而然地构成家庭，由此逐步形成一个自然村。人类天性向往美好生活，为了满足这种本性欲望，继而在自然村的基础上自发地建立一个共同体。这一顺其自然发展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国家。
契约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国家学说，契约说之代表人物有胡果·格老秀斯、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等，就中又以卢梭着之《社会契约论》最为典型，契约说概言之，即“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各个家庭成员，一经成年脱离家庭依附关系后，为了维护各自生来具有的自由和平等，确保自身生存的利益，理智地于社会生活中发生一种互相约束。当社会发展需要人们共同协作，“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障结合的人身和财富时”，“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整个集体”，原来的约束就转化成了“社会契约”。结合行为产生的道德与集体之共同体，“过去称为城邦，它的成员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卢梭，其实都能看出无论因为什么，国家的建立必须需要理想，为了利益，人们可以组建公司，集团......但无法组建出国家，国家不只是利益集合体，她更是理想的集合体，因为理想，人们才会自愿被束缚在国家之中。
所以说国家必须有理想，无论他看起来多么荒谬，一个没有理想的国家就是一个散装的集合体罢了。
其次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国民了，当国家真正被组建起来之后，就需要定义什么是国民，即可以被国家接纳的人民。
说到这个就须先谈到“人民主权”这个概念。
古代的君主制国家，实施的都是“君主主权”，即国家为君主所有。在这一概念下，国家是君主的私人财产，国家的整合靠的主要是君主的权利。
这对古人来说并不会导致对国家认知的错乱，如果问这个国家里的居民：“你们为什么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啊？”他们只要直接回答：“我们都是某某君主的臣民。”就行了。
到了近代，这一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人民主权”的观念开始取代“君主主权”，国家不再是君主的所有物，而成了全体人民的共有物。这时候要定位一个“国家”，就必须先定位“人民”。
只有回答了谁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并且被定位者也认同这一定位，依托“人民主权”构建的现代国家才能存在下去。否则国民对国家的认知就会发生混乱，国家也就失去了内在凝聚力，只能走向解体。为什么封建时代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很稳固，但到近代以后哈布斯堡统治的奥匈帝国却出现了凝聚力问题？原因就在于此。
如何维护国家凝聚力呢，那就是民族国家概念，即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本质就是通过编织一套共同的想象，把本国的人民和他国的人民区分开来。让这个国家的国民相信：自己和本国的其他国民是一样的，和别国的国民是不一样的。请注意，“民族主义”中的“民族”翻译成英文是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nation,而不是通常所说的ethnic(族群），
只要这个共同的想象存在，现代国家的凝聚力就存在。想要强化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就必须不断强化这个共同的想象。而这个共同的想象本质上就是排他的，因为这个想象会告诉你我们的民族有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优异禀赋（比如悠久的历史啊，美好的品德啊，灿烂的文化啊，先进的制度啊等等）。
现在问题又来了，既然我们的民族禀赋如此优秀，为什么我们过得还这么不如意呢？那一定是其他民族亏欠了我们！我们要把这种亏欠抢回来！
看到了没？民族主义一方面能增强现代民族国家国内部的凝聚力，一方面又为各国矛盾的尖锐化埋下了祸根。所以如果民族主义失去控制，那必然会让整个国家在与其他民族的竞争中失去理智，最终害人害己。
民族主义的排他属性，带来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刚性碰撞。由此引发的近现代无穷无尽的死亡与鲜血。
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惊人伤亡，迫使二战后各个大国，尤其是北方联合与白鹰两国不得不采用一种更具柔性的竞争策略。那就是除了硬实力竞争之外，再给自己打上了一块普世主义的补丁，意识形态竞争开始成为国家之间博弈的新焦点。
普世主义补丁大致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之外，还应该有点更高的追求：为全人类的福祉而奋斗。然后白鹰和北方联合各自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给世界开出一份份“普世药方”，并且热衷于向其他国家推销自己的药方，通过推销药方把他国拉进自己的阵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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