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对烧瓜锤叫做郎王锤，与隋末起义首领王簿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王薄本是邹平人，铁匠出身。他出生于魏晋南北朝的北朝时期，主要生活在隋朝和唐朝初年。
隋炀帝是着名的暴君，好大喜功又贪图享乐，他营建东都洛阳，开通运河，调发了大量的山东民工，使人民备受徭役之苦。隋炀帝三次东征高句丽，把山东作为进攻高句丽的人力、物力供应基地，年轻男子大多被强征服徭役。
大业七年(611年)初，隋炀帝下诏讨伐高句丽。《资治通鉴》记载:“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他从全国各地征发大量军队、民夫以及军需物资向辽东前线集结，“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但是这一年，山东、河南大水，三十余郡灾情严重，隋炀帝不仅不抚恤民众，反而“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就是在这种走投无路的大历史背景下，逃亡的百姓逐渐积聚在章丘与邹平长白山区王薄的部下，到了秋后，农民起义正式爆发。
对王薄起义，中国历史给予了崇高的地位，称他拉开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连封建时代最正统的史学家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都没有贬低王薄，而是把他作为官逼民反的典型，原文说:“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剽掠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动，避征役者多往归之。”
在王薄的带动下，今惠民、阳信、无棣县一带的刘霸道、孙宣雅、格谦以及周边的张金称、窦建德、孟海公等纷纷响应，形成了巨大的推翻隋朝统治的洪流。
王薄此人很善于组织和发动群众，他在长白山雕窝峪建设根据地，修建寨墙，囤积物资，凭险自保。他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歌谣方式进行宣传和发动群众，针对社会矛盾，王薄作歌曰:
“要抗兵，要抗选，家家要把铁器敛，敛起铁来做成枪，昏君赃官杀个光。”
他神化自己，自称“知世郎”，能预知天下局势变化，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道: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由此，被官府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迫得生活难以为继的穷苦百姓纷纷投奔王薄的义军，其队伍日渐壮大。
王薄以长白山雕窝峪为根据地袭击周边郡县，多次击败官军，经常大获胜利。仅一年多时间，起义队伍发展到数万人。
大业九年(613年)，王薄率兵进攻鲁郡，即今山东兖州，开始外出作战，起初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麻痹轻敌，结果在泰山脚下为隋将齐郡丞张须陀所部突袭，被杀数千人。《资治通鉴》记载说，齐郡丞张须陀“将郡兵击王薄与泰山下，薄恃其骤胜，不设备，须陀掩击，大破之。”失败后，王薄重新集结力量，北渡黄河，来到临邑县。张须陀追兵又至，王薄与其再次决战，又遭重创，有5000余人被杀，损失牲畜数以万计。王薄又与孙宣雅、郝孝德等义军联合，兵力达10余万人，三军南下重新进入长白山区，再联合进攻章丘，张须陀亲率步骑2万迎击，起义军被各个击破，再遭失败。
此后数年，王薄退守以长白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转战于鲁中、鲁北一带，与其他起义军互相支援，共同反抗隋朝统治。有一首民歌，从反面反映了王薄在长白山坚持斗争的状况:
“长白山头摆战场，十十五五把长枪。不畏官军千万队，只怕荣公第六郎。”
荣公第六郎是荣国公来护儿的第六子来整，他曾经率军打败过王薄的农民军。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隋朝禁军将领宇文化及在江都，即今江苏扬州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拥戴隋炀帝的萧皇后北上，于次年到达聊城，即今山东聊城西北。唐朝派遣淮安王李神通围攻聊城，宇文化及则派人联络王薄，王薄投降了宇文化及，率部与之共同守御聊城。李神通攻城不克，率军而退，窦建德又率军来攻，而且攻势猛烈，王薄见大势已去，遂打开城门放窦建德入城。窦建德入城后，擒杀宇文化及，王薄又投顺了窦建德。
武德二年(619年)初，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资治通鉴》说:“隋将帅、郡县及贼帅前后继有降者”，王薄审时度势也投降了唐朝，是被当成代表性人物最受重视的将领，第一个被任命为主政一方的高级官员，任齐州总管，驻守历城，即今济南。武德四年(621年)，王薄劝说青州、莱州、密州等州投降唐朝，诸州都表示同意，为唐朝的统一战争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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