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以朝廷这点俸禄，大臣们怎么可能捐款助饷。这大臣们几千上万的银两从何而来，不想可知。
一直以来，困扰大夏君臣最大的问题就是辽东军饷。辽东军饷在杨镐经略时，预算是每年三百万；在熊廷弼第一次经略时，预算是每年八百万；在熊廷弼第二次经略时，预算是每年一千二百万；到了孙承宗督师时，预算是每年六百万。
但是军费真的是多了吗？和大宋比起来，大夏帝国这点军费真的不算什么。
大宋后期军费开支约为9600万贯～万贯，占国家财政收入1.2亿～1.6亿贯的80%。按照1两银子兑换1.5贯钱来算，约为6400～8500万两。而大夏后期军费开支大概是1500万两，约占国家财政收入2000万的75%。
大夏的问题不是辽饷太高，反而是辽饷太低，其原因在于财政收不上来钱，准确的说收不到有钱人的税，只收穷人的。
沉重的宗室负担让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多少本色可以上缴国库，甚至一些省份还得靠国库倒贴，要是户部不给，就只能欠着宗室俸禄。
泛化的贪污腐败让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地主富商隐匿了大量人口和田地，富人应纳之税游离在国库之外。
奇葩的禁海政策让国家没收到一毛钱关税，反而要花钱养兵来平定倭寇之乱。
自逃兵风波起，言官们对孙承宗的指责逐渐就多了起来。孙承宗自知无力改变军队种种弊端，便滋生了退隐之意。
天启三年十二月，孙承宗再次上疏请辞，“方今，皇上主定臣不可回，而臣岂敢轻言回。但人已厌臣，即臣已自厌。凡关城兵马皆臣为主。今言者纷纷至于下部。臣岂敢自为聋哑。”
大夏皇帝不同意，好言安抚孙承宗，“今边防正急，卿还勉为联留”。
天启四年五月，孙承宗再次求辞，并推荐兵部尚书赵彦接替自己，皇帝依然不许。
到了天启五年，国库财政还在持续恶化。这次连账面的税也收不上来。即便收上来，也无法足额发下去。其原因就是有中间商在赚差价。
当年四月，户科给事中陈熙昌言道：“今时只知求多于加派而维正之供不能尽征，其拖欠于豪强。”当年，杨所修又言道：“库支之增加岁多一岁，而外解之拖欠年甚一年。”而此时，朝廷已欠辽东军饷一百七十余万。
天启五年六月，兵科给事中李鲁主向朝廷提意见，认为这么长期拖欠军饷不是办法，鉴于辽东这几年并无战事，建议裁汰老弱病残，精简兵马，提高战斗力水平。
“兵不须众，马不须多，庶堪持久。今以十四万之众，岁费六百万，虽言唯敌是求，其实百事不办，战固未能，守亦羞称，虚糜自弊而不虞其后。”
大夏朝廷同意了李鲁主的意见，实施精兵政策，下令让孙承宗裁辽军。裁军之后，孙承宗上报朝廷，说关门兵马总数现在仅有人。但实行精兵政策后，辽军的战斗力水平是不是提高了，还有待实战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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