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延望喝了口茶，继续说道：“君主最担心的便是臣民起义、叛变。而程朱理学强调，君主是‘天理’的代表，是‘无人欲之私’的，所以能够‘代天而理物’，而臣民是有‘人欲’的，要绝对服从君主。
若是君主和臣民之间出现了矛盾，必定是臣民这边出了问题，不守本分，私欲过重，须革尽人欲，存天理。
你说，哪个君主不喜欢这套理论？但假如君主是昏君、暴君的情况下，是应该推翻黑暗统治，还是应该默默忍受。程朱理学对此却避而不谈。
事实上，程朱理学虽然打着儒家的旗号，但核心上早已和先秦儒家的思想背道而驰。
如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荀子曰，从道不从君。
由此可见，先秦儒家是反对绝对服从的愚忠思想，主张君臣在治国方面是平等关系，只不过是分工不同，一者决策，一者执行。
如果君主是暴君怎么办？荀子的主张是制天命而用之。而孟子的话就更加直白了，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但这些思想经过程朱理学歪曲解读后，就变得似是而非了。朱子解读儒家经典时说过，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这不就是明着纂改先秦儒家思想吗？孟子、孔子、荀子什么时候说过存天理、灭人欲。朱子口中那位灭人欲的圣贤该不会就是他自己吧。
朱子还主张，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万一天地山河都陷了，毕竟理在这理。实际上，程朱理学家们已经全盘否定，先秦儒家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主张君本民末、君尊臣卑。
当然，理学家们提出一种新思想，本无大错，科举本身也没错。但自从程朱理学成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标准后，天下的学问慢慢便只剩下他们那个亘古不变的理了，再不见百家争鸣时。其他学术研究得不到重视，自然就凋零了。”
沈延望的这番话直接把段铮听懵了。他只是厌恶死记硬背八股文去考科举，从来没想过这种独尊程朱理学的制度实际上已经起到愚民、弱民的作用。
段铮细细品味沈延望刚才的话，说道：“师兄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好像开窍了。以前听老师讲父为子纲就是为子的必须绝对服从父亲。
我还整天胡思乱想，要是我父亲让我去伤害一个善良正直的人，该怎么办？现在想明白了，假如当父亲的行为有错，当子女应当去纠正，而不是一味地愚从。”
沈延望说道：“对，我就是这个意思。程朱理学家的这一套对女性的毒害就更大了。《二程全书》记载了理学开创者程颐和弟子的一段对话。
弟子问程颐，贫困窘迫、忍饥受饿的寡妇，可以改嫁吗？程颐明确回答不可以，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程朱理学源于大宋，兴于大元，在我朝达到巅峰。男尊女卑的思想也随之愈发严重。我朝太祖下诏，规定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这是历史上首次对寡妇守节进行制度化。
更荒唐的是，我朝太祖居然恢复了人殉制度。人殉这种残酷而野蛮的丧葬制度，兴于商周，止于秦始皇，自秦起以俑代人殉葬。而我朝重开人殉恶例，直到英宗时期才再次废除。哎，这便是程朱理学宣扬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种下的苦果。
从此，许多女性被愚化、奴化，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以不出闺房为荣。”
沈延望说的这些事，段铮闻所未闻，不禁令他目瞪口呆。段铮见沈延望大不了自己几岁，见识却如此渊博，由衷称赞：“师兄年纪轻轻，却这么博学多才，小弟佩服，佩服！”
其实这些全是何世光教的话，沈延望只不过是把它们照搬照抄，再复制转述给段铮。看着段铮崇拜的目光，沈延望很是受用，故作深沉，拍了拍段铮肩膀，说道：“好好学，有一天你也会像我一样的。”
不过这次对话对段铮来说，无异于醍醐灌顶。沈延望的想法让他大受启发，仿佛在脑海里打开了全新的世界。自从决定不参加科举考试后，段铮便没了读书的动力，只是做做样子给父亲看。但之从遇见何世光、沈延望后，段铮对为何而读书，有了新的理解。
刑部大堂里，大学士蔡京端坐正中，主持会审章弘一案。大学士张仲景、都察院左都御史张忠师、刑部侍郎段康、刑部侍郎木晚舟从左至右依次坐在下面。虽然张仲景主审刑部贪腐案，和蔡京又同为大学士，但排名在蔡京后面，只能坐在下首。
蔡京清了清嗓子，说道：“章弘的案件报告我看了，今天我们会审下此案。章弘案涉及官员之多可以说是我大夏国建国以来的最大贪腐案，能在短时间内办结，真的是辛苦张中堂和段康、木晚舟两位侍郎了。章弘带头执法枉法，败坏朝纲，可谓是罪大恶极。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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