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国王暗自庆幸时，宰相匆匆来报，带来了一个他最不愿听到的消息：这场战斗的后半段，实际上是由郑忠夫等三位武将指挥的。
国王虽然知道这样做是为了突围，但是三位统帅竟将军队交由武将指挥，这是他绝对不允许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国王震怒，立即派人召见尚存的两名副统帅，他要彻底查清事情的真相。
当礼部判书和侍御史灰头土脸地出现在国王面前时，一身血污的他们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声称愧对国王的器重。
国王骂道：“别嚎了，我问你们，谁让你们把军队交给郑忠夫他们三个武将的？”
礼部判书立刻看了一眼侍御史，欲言又止，似乎不愿说出真相。
侍御史神情黯然，他知道最担心的这一刻还是到了。
在当时，他把军队交给三位武将来统领突围时，就已料想到了这个结果。但他别无选择，因为若不将残余军队交给三位武将率领，只怕无法突出包围圈，会全军覆没，葬身敌手。
然而，这些解释又有何用？国王在乎的是他的圣旨未被执行，尊严未得到维护，因此他无法接受，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
这个责任侍御史无法推脱，因为是他将军队交给了三位武将。他不得不佩服礼部判书当时的“聪明”，在那样的关头，礼部判书并未挺身而出，而是让他来顶罪。
于是，侍御史匍匐在地，说道：“是臣的错，臣愿以死谢罪，请殿下赐罪。”
国王略作沉吟，本以为礼部判书负责，却没想到是官职低一级的侍御史做出了决定。平时强势的礼部判书，此刻为何甘愿将指挥大权交给低一级的官员？显然，他看到了此事背后可能承担的巨大风险。
而侍御史在关键时刻勇挑重担，担下了罪责。国王能成为国王，自有其过人之处，至少他对眼前这些人，尤其是文官，看得颇为清楚。识人善任方面，他做得还不错，瞬间便想明白了当时的情况。
他对文官颇为宽容。何况这两位文官是他亲自钦点的，若加以惩罚，岂不意味着他识人不察、用人不当？显然，他不能背这个黑锅。他不背，那逃回来的这两个人也不能背，所以黑锅自然只能由武将来背，总不能让已死的老编修来承担吧。
于是，国王换了一种问法，说道：“你们将指挥权交给郑忠夫他们三个，这是失职，必须严惩。不过，这不是关键，关键是整个军事行动的指挥失策，居然跑进了敌人的包围圈。既然是他们三个指挥的，那就由他们三个承担这个罪责。”
礼部判书长吁一口气，脸上却义愤填膺地说道：“是这三个蠢货，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是行家，瞎指挥才导致如此惨败。”
侍御史心中感到不忍。因为他们之所以陷入包围圈，并非是那三位武将的指挥失误。当时，他们仅仅只是普通士兵，毫无指挥权和话语权，更未曾有人征询过他们的意见。
他们擅自抄袭三位武将的作战计划得以过关，得益于三位武将的助力，即便是这微不足道的功劳，他们也未向对方提及。
既然如此，又为何要让他人背负罪责呢？但他却不敢直言，因为一旦开口，便意味着拂了国王的面子。毕竟，国王此举亦是在帮他摆脱罪责，否则作为将军队交予武将的直接责任人，当时的最高统帅，他将难辞其咎，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尽管侍御史深知三位武将蒙受不白之冤，却也只能选择沉默不语。于是，郑忠夫等三位武将再度被擒，绑于辕门外。这一次，国王未再费周章，直接下令斩首。
三人同样未作任何辩解，他们心知肚明，国王既决心杀之，任何理由都难以幸免。既然如此，又何必徒劳挣扎？
所幸，他们曾拼死突围，挽救了数千将士的生命，这份微薄之功，虽不为国王和朝廷所记，但那些因他们而幸存的将士，定会铭记于心。
果然，在三人即将行刑之际，四千将士闻讯赶来，齐齐跪于国王大帐前，磕头为他们求情，声称若无三位将军，他们早已陷入包围，故无论将军有何罪责，恳请国王宽恕。
这些士兵心中明了，三位将军所谓之罪，不过是身为武将的原罪，并没有真正犯罪，故而敢于挺身求情。
消息迅速传至国王耳中，面对四千士兵的跪地求情，国王首次感到慌乱。他悄然外出查看，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情绪激昂，心中更是惊惧，忙不迭地问宰相：“此事该如何是好？”
宰相亦感慌张，深知若安抚不当，激动的士兵极易引发哗变，届时局面将难以控制，甚至可能危及自身安危。
他急切建议：“殿下，速速释放郑忠夫三人，命其安抚士兵。对付他们，日后自有良机。”
此时国王已无主见，觉得宰相之策可行，遂点头应允，下令停止行刑，并将郑忠夫三人带回大帐。当停刑的消息传遍军营，士兵们欢呼雀跃，声浪回荡，令国王愈发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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