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马和议之后一年中，宋军对于军制的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
尤其对于原本带有浓厚将门、藩镇甚至私兵色彩的核心主力进行的改制，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有宋一朝一直担忧的武人乱政问题。在顾渊再造河山的声望下，终其一生，这只在宋金七年战争中磨利了爪牙的猛兽，都匍匐在他的刀锋下，并且缓慢地学会理解国家与民族的意义。
建炎五年之时，宋军御营、殿前司诸军以及西军李彦仙部已经按照顾渊的设想完成了重整。他们以七千至八千人左右的“军”为单位，每个军都各自配属了神臂弓射士、步战甲士以及骑兵和工兵分队，这样的标准化调整，让其每一军都能更加灵活机动地独当一面。也能在会战之中迅速集结，形成配合默契的合力。
尤其是在部队的大范围机动中，大军分成多路开赴战场集合，对沿途各州县的后勤压力大大减小，也让宋军终于摆脱了开国以来积弊下来的臃肿步战集团模式。
当然，更深远的改革发生在宋军的决策体系与信仰建立上。
参谋总部的设立让这支富庶的军队不再仅仅凭借名将们的战场直觉作战。
诚然，如韩、岳、刘这般不世出的天才名将还是能在某些战略战术的关键时刻发挥出闪光的一刻。可顾渊的改革，却极大地提升了一支军队的下限——设立到指挥一级的参议制度，能够让规模愈发庞大的宋军在复杂战役之中做出更加精巧的战术运动。
三皇会战中，双方对战场中央高地狼背岭的争夺，参议制度的精密计算以及对麾下各指挥的战术运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战前划定的攻击线精确到各个指挥，炮火掩护之下，重甲步军精密的步炮协同攻势这些东西都远远超过一支中世纪军队的理解范畴。
这样的军事改革，直到四百年后，西方世界才由瑞典的“北方雄狮”古斯塔夫大帝效法，经由普皇腓特烈二世之手，最终由法国皇帝拿破仑彻底完成。
而他们没有能够引入的，是宋军之中特有的参政制度。
那些由武备学堂（后来也开始面向全国书院征募）提供的年轻书生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没有为大宋沉疴已久的官僚体系腐蚀。在宋金国战的战场上显得血气方刚，他们天然地带着最朴素的汉家天下思想。
顾渊将他们下放到“都”这一级作战单位上，让他们用家国天下的信仰、用尊崇和荣耀——当然，少不了的还有金钱重赏，拴住那些厮杀武人们的心性。这一举措，彻底改变了大宋暮气沉沉的军制！
平日里，那些参政官们编织出一张细密的网格，影响着那些同他们同吃同住、一同训练的武夫们。
而在战时，这些参政军官又从来身先士卒，冲锋在最前、往往也伤亡在最前，深受普通兵卒的认可。以至于到了战争中期，为了减少这种大规模的参政军官损失，顾渊都不得不下令，禁止一线参政佩戴兵器，只是这根本阻止不了那些年轻人们举身赴国难的心思。
——民族主义的信仰，从他的核心军队中发出了第一声啼哭，荡漾着微澜，向帝国的各个角落扩散。而顾渊，则是在那中世纪文明的灯塔上，点亮近现代民族国家之火的举火之人。
这样的改革，很快便在战场上被证明了其价值。
顾渊的御营本部兵马，如若追根溯源，其中充斥着靖康中的勤王溃兵、梁山水匪、京东路临时募集的青壮。即使是在他扭转乾坤的淮水和青州之战，都是多少依靠着运气和侥幸，方才得胜。可在完成改革之后，这样一支军队的坚韧程度却是殿前司麾下禁军以及大宋曾经最为精锐的西军都望尘莫及的了。
顾渊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盟友、顺德帝姬赵璎珞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两个制度的价值，她通过军官轮换引入了这一制度，让自己手中殿前司五军的战斗力也得到了增强。然后是在汴京之战后彻底倒向顾渊体系的西军吴玠与李彦仙部……
原本孱弱的宋军很快拥有了一支封建军队不应拥有的凝聚力。
在民族、家国这些虚无缥缈的信仰号召之下，国难当前，那些年轻的武人们愿意为之而战、也愿意为之赴死。
只是，这种对军队思想层面的改革跨度之大、目光之超前几乎已经到了违背历史应有规律的地步。
每每到此处，后世的史学家也禁不住地掩卷深思——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方才造就了那位皇帝在靖康劫难中横空出世？并且以近乎先知般的敏锐，避开了民族国家崛起之路上的每一个陷阱漩涡，使他的顾宋帝国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便走完其他国家用了几百年方才走完的民族国家之路？
……
当然，在军制之外，无法回避顾渊本人对于技术兵器的敏锐。
因为他的存在，宋军对火药武器的运用，在战争中呈现出一种近乎匪夷所思的跨越。靖康年间，汴京围城，宋军对于火药的理解还是助燃物，最多能够发出些呛人的毒烟。可在建炎五年，楚人山上，宋军已经能够集结十门青铜铸炮，对金军发起跨越时代的轰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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