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阁老，怎么说？”
“袁阁老，请赐教！”
“袁阁老，下官愚钝，还请解释一番！”
……
这一刻，群臣都都对袁可立抱拳，眼中满是期盼之色。
“陛下……”
“袁爱卿有想法但讲无妨！”
“是！”
面对皇帝的准许，袁可立先是躬身行礼，而后看向群臣：“本阁来说说陛下所说的国强民富和民富国强的理解吧。
国强民富依赖国家能力，通过各种政令促进经济的发展，诸如我们各大互市、海运、海贸、蒸汽机商船、三大运河、官道休整等等，都是国家的手段；
而民富国强则是遵循着市场繁荣，百花齐放，以税收的方式让财政充裕。
前者需要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维持，后者依赖法治和契约精神。
这两点朝廷都已经有了准备，前者是锦衣卫、巡视组、监察御史等等，后者则是修订的商贸法、商铺评分体系与路引制度、店历的挂钩等。
而这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体现在基本民生保障和财政军费开支。
基本民生保障体现在粮价上，按照历朝的物价，每石粮食占收入的两成是最好的，而财政军费开支不应该超过整个财政收入的四成。
想要做到这两点，需要一个平衡机制，诸如宋代市易法平抑物价，所谓的市易法就是设立一个机构，诸如宋朝的市易司，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
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
这就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百货供销社！”
“大明皇家银行！”
“供销社！”
“银行！”
“南海海贸商队！”
……
袁可立话音刚落，皇极殿内惊呼声此起彼伏。
市易法好吗？
肯定是好的，但在执行的过程中被严重的扭曲了。
它一方面打击了大商人、兼并之家，但是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小商户的利益。
因为市易司有一项强制收购权，官府以平价强制收购中小商户货物，尤其是特别是紧俏商品，往往低于市场价的三到五成。
最可耻的是官府以低价收购的货物又加价出售，中小商户被迫从官方渠道中高价进货。
《宋史·食货志》载：凡商旅所有，必先输市易务，私易者罪之，也就是说你只能从官方进货，不从这里进货就是走私，轻则罚款，重则斩立决。
第二方面，本是为了缓解商人们的资金的短缺，结果成了高息贷款的陷进，利息名义是两成，结果因为折变、耗羡，利息高达四到六成。
且需要以房产、存货为抵押，违约则没收资产。
如果只是这两方面倒也没什么，关键是人为的制造货物短缺，官府为抬价故意囤货，
且掌控着中小商人进货的凭引（许可证），数量受严格限制，而官商勾结的‘扑买’商人可获得特权。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不，还有更奇葩的，商户申请交易需贿赂吏员，办一张市易凭证需‘纳例钱’五到十贯，且收购时大斗进，小斗出，两者相差近四成，何等可怕。
这些都是官方机构干的，你敢信？
而百货供销社和皇家银行就不一样了，皇家银行的利息不像青苗法那么高，远远低于，更没有那么残酷的没收。
百货供销社更不会去强制收购中小商人的货物，然后再高价卖出，也不是中小商人的进货地，更没有掌控市场的议价权。
而是以高品质、高服务、集中采购等优势吸引客人。
如果商人囤积抬价，百货供销社以近乎赔本的价格去倾销，将囤积货物价格打下来。
当然了，也不一定会赔本，因为所有供销社是联营的，拥有大明所有的进货渠道、库存以及最快速的配送方式，成本肯定低于商人。
一个商人或者一地商人怎么可能是朝廷的对手。
哪怕是远洋海贸的货物，商人也没法抬价，因为供销社下有一支比最大商号还要大上数倍的南海商队。
“诸位，本阁刚刚说的财政方面的，虽然避开了宋朝市易法的弊端，但诸多的审核权。
诸如路引、店历、商铺评分、红契、皇家银行分行借贷、入海许可证、税率等等，基本都还在地方。
如果地方在这些方面卡住，依旧会出现问题的，于是陛下设立的三级监督机制。
巡视组和锦衣卫是陛下直属的巡视，督查院在各地的巡查御史，地方则是行业工会、商管等等，
地方上的这些行政机构若是吃拿卡要，且当地官府不作为，百姓和商人们就可以向巡查御史和商会举报，
巡查御史与地方勾结，那还有巡视组和锦衣卫。”
“除此之外，陛下还设立了火器研究院和讲武堂、军机处，分别负责军事技术上的突破、军事人才的培养和全局的军事推演，三者之间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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